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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萬律師》2010.1總第8期

時間:2013-11-23 03:05來源: 作者: 點擊:
重慶渝萬律師事務所



 

卷首語

與萬州同行

 

張興安

 

今日的萬州,應該是重慶乃至西部最壯觀美麗的城市之一。碧波萬頃的長江湖水靜依在青山之中,似一條玉帶在城市中飄蕩而去。穿行在兩岸寬闊平坦的濱江大道,放眼微波閃動的一江清水,令人心曠神怡。有山有水,且是有世界第三大河——長江這樣浩大的一江清水,把萬州引到如詩如畫的畫卷。

今日的萬州,又是重慶乃至西部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重慶第二大城市和庫區經濟文化中心的定位,使得這座向有“五省通衢、萬商云集”之稱的古老城市煥發出新的生機,“五百億萬州”工程給萬州插上騰飛的翅膀,2009年經濟發展總量達360億,躍居重慶區域發展速度第一位。大江兩岸日新月異,太陽照耀下的萬州每天都有新的風貌。

與萬州同行,重慶渝萬律師事務所成立于重慶直轄的1997年,十多年來,我們守望著這片熱土,與這座美麗的城市同發展,共進步。我們熱愛這座城市,用自己的行動推動著這座城市以及以它為中心的三峽庫區民主法制建設的進步。我們的努力贏得了收獲,受到了包括司法部、重慶市委、市政府在內的各級黨政部門、新聞媒體以及社會各界的充分肯定,在獲得“全國優秀律師事務所”的榮譽之后,2006年和2009年渝萬所黨支部兩度被重慶市委授予“重慶市先進基層黨組織”稱號。一個普通的律師事務所能獲得如此殊榮,實屬罕見。這說明渝萬律師堅持科學發展觀、始終不忘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工作者”的歷史使命與神圣職責。

2010年春回大地的時刻,又傳來了萬州要加速發展、到2020年建成一個200萬人口的大城市的喜訊,大江兩岸又涌動著改革開放的新一輪春潮。渝萬律師要抓住機遇,融入到這沸騰的生活中去,用我們的聰明才智,服務庫區,服務社會,在庫區的經濟發展與民主法制建設史上留下律師們閃光的名字。

與萬州發展同行,與改革開放同行,在奮進中開創律師工作的新局面,這就是我們的希望所在。

 

 

理論研討

訴訟時效?除斥期間?

                        ——評個人獨資企業法第28

黃衛兵

摘要:個人獨資企業法第28條規定,個人獨資企業解散后,原投資人對個人獨資企業存續期間的債務仍應承擔償還責任,但債權人在五年內未向債務人提出償債請求的,該責任消滅。對于此處的五年期間究竟屬于訴訟時效還是除斥期間,存在分歧。本文擬就這里的五年期間究竟屬于訴訟時效還是除斥期間,如何適用該規定以及第28條的制度價值進行探討。

 

一、五年期間是屬于除斥期間,不應是訴訟時效

所謂訴訟時效,是債權人怠于行使權利的狀態持續到法定期間,公力救濟權歸于消滅的制度。雖然不同的人給訴訟時效所下定義不完全相同,但主要是用詞上不同,實質內容是一致的。除斥期間又被稱為不變期間、預定期間,是指法律規定某種權利預定存在的期間,在此期間內權利人不行使權利,預定期間屆滿,該權利本身即告消滅。訴訟時效和除斥期間的區別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適用范圍上的差別,訴訟時效適用于債權及其請求權,而除斥期間適用于形成權;二是起算點上的差別,訴訟時效通常是從權利人知道或應當知道權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計算,而除斥期間一般是從行為成立之日起計算;三是期間屆滿后的法律后果不同,訴訟時效期間屆滿后,是公力救濟權歸于消滅,也即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喪失的是勝訴權,但實體上的權利并不消滅。而除斥期間屆滿后,是權利本身即告消滅,消滅的是源權利本身。四是期間的可變性不同,訴訟時效期間是可變期間,本身有中止、中斷、延長等情形,在特定情形下,人民法院也可延長。而除斥期間本身就屬于不變期間,沒有中止、中斷、延長的情形,就是司法機關也無權變更之。

個人獨資企業法第28條所規定的五年期間是訴訟時效還是除斥期間呢?對此個人獨企業法本身沒有明確,也沒有相關的司法解釋來予以明確,由此而產生了爭議。從權利的類型來看,個人獨資企業解散后,對于沒有清償的債務,原投資人仍應承擔償還責任,債權人在五年內未向債務人提出償債請求的,該責任消滅。很顯然這是債權人對原投資人所享有的債權,這是屬于請求權,而不屬于形成權。通說均認為除斥期間只適用于形成權。由此而觀之,五年期間好象應當是訴訟時效。但是有更充分的理由認為這里所規定的五年期間應當是除斥期間。

首先,債權人在五年內未向債務人提出償債請求的,該責任消滅,也就是說,債權人在五年內未向債務人提出償債請求的,消滅的不是公力救濟權(勝訴權),而是償還責任本身。債務人根本就不用再償還債務了。顯然這是除斥期間屆滿的后果,而不符合訴訟時效期間屆滿的法律后果。

其次,從個人獨資企業法第28條的用語來看,立法者似將其定性為除斥期間。除了《民法通則》設專章規定訴訟時效以外,還有一些特別法對訴訟時效進行了規定。如《產品質量法》第45條規定:“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損害要求賠償的訴訟時效期間為二年,自當事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權益受到損害時起計算。”《環境保護法》第42條規定:“因環境污染損害賠償提起訴訟的時效期間為三年,從當事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受到污染損害時起計算。”《合同法》第129條規定:“因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和技術進出口合同爭議提起訴訟或者申請仲裁的期限為四年,自當事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權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計算。”從這些法律可以看出,在規定訴訟時效時,都是規定為“訴訟時效期間”、“時效期間”、“提起訴訟或申請仲裁的期限”。而法律關于除斥期間的規定,一般表述為:自什么什么之日起X年提出(或行使),比如合同法第55條關于撤銷權的規定,第104條關于債權人領取提存物的規定,《婚姻法》第11條關于請求撤銷婚姻的規定均是這樣表述的。而《個人獨資企業法》第28條的規定,也不是按訴訟時效的方式來規定的,而是按除斥期間的模式來表述的。

第三,從起算點來看也應當是除斥期間,而不應當是訴訟時效。訴訟時效的起算點,都是規定為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之日起計算,而除斥期間的起算點一般是從行為成立之日起計算。《產品質量法》、《環境保護法》、《合同法》在規定訴訟時效時,均是明確在條文中規定,從知道或應當知道權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計算。個人獨資企業法第28條沒有規定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計算,完全不符合法律關于訴訟時效的規定。

二、五年除斥期間的起算點應當是辦理注銷登記之日

個人獨資企業法第28條沒有明確規定,五年期間從什么時候開始起算。從文義上來理解的話,應當是指清算終結,辦理注銷登記之日起算。因為條文是規定個人獨資企業解散后,原投資人對個人獨資企業存續期間的債務仍應承擔償還責任,但債權人在五年內未向債務人提出償債請求的,該責任消滅。可以明確的是指在個人獨資企業解散后未償的債務。由于個人獨資企業解散, 要由投資人自行或人民法院指定清算人進行清算,清算是需要一個過程的,清算完畢后還要到登記機關辦理注銷登記。而且除斥期間本身的起算點一般都是行為成立之日。清算成立之日應當是清算完畢,辦理注銷登記之日。所以五年除斥期間的起算點應當是辦理注銷登記之日。

三、司法實踐中如何適用五年除斥期間

五年除斥期間與訴訟時效是什么關系,在五年除斥期間內是否還適用訴訟時效也不無爭議。一種意見認為在五年除斥期間內,仍然要受訴訟時效的限制。也就是說,即使是在解散后五年內,債權人向原投資人主張權利,但如果訴訟時效期間屆滿(兩者的起算點不一致),債權人的請求仍然不予支持。另一種意見認為,在五年除斥期間內,根本不適用訴訟時效制度。比如說在解散前已屆履行期的債務,在解散后債權人一直未向債務人主張權利,直到第四年債權人才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人民法院仍然要支持債權人的主張。如果第一種意見成立的話,那么五年除斥期間是完全沒有任何意義的,因為五年期間遠遠長于訴訟時效的兩年,債權人如果在兩年內沒有主張權利,就可能因訴訟時效期間屆滿而喪失了勝訴權,那還規定這個五年除斥期間有什么意義呢?因此第一種意見顯然是不恰當的。對于第二種意見,原則上是對的,但不完整。在五年除斥期間內,債權人向原投資人提出償債請求的方式可能是多種多樣的,可能是提起訴訟或仲裁,也可能債權人只是向債務人發出催收函等形式。在債權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或申請仲裁這種情形下比較好理解,由人民法院或仲裁機關依法裁決就行了。但對于債權人僅僅只是向原投資人發出催收函,按第28條的規定,原投資人的償還責任是不消滅的,但催收函發出后是不是就永遠有效?還受不受訴訟時效的限制呢?對于這種情形如果不受訴訟時效的限制的話,那就意味著,債權人在個人獨資企業解散后五年內只要向原投資人提出償債請求的,債權人以后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要求原投資人償還債務,且不受訴訟時效的限制,顯然這是不符合立法者設立除斥期間的立法本意。因此有必要進一步闡述清楚五年除斥期間與訴訟時效如何進行銜接。對于五年除斥期間應當是和擔保法及其司法解釋當中所規定的保證期間一樣來理解更恰當一些。在個人獨資企業解散后的五年除斥期間內,如果債權人沒有向原投資人提出償債請求的,原投資人的償還責任消滅。如果債權人在五年除斥期間內向原投資人提出償債請求,這時候五年除斥期間就失去作用了,就從債權人要求原投資人承擔償還責任之日起,開始計算訴訟時效,當然也是適用普通訴訟時效2年的規定,同時要受民法通則第137條關于保護民事權利最長期限20年的限制。

四、對個人獨資企業法第28條所創設制度的價值評價

從整個條文來看,個人獨資企業法第28條表達了兩個意思。首先是規定個人獨資企業解散后,原投資人對個人獨資企業存續期間的債務仍應承擔償還責任。實質上這是由個人獨資企業的性質所決定的。個人獨資企業法第2條規定,個人獨資企業,是指由一個自然人投資,財產為投資人個人所有,投資人以其個人財產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的經營實體。由于是規定投資人以其個人財產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并不只是以企業財產對企業債務承擔有限責任,因此在個人獨資企業解散后,投資人當然要對個人獨資企業在存續期間的債務承擔償還責任。故個人獨資企業法第28條的前半段規定個人獨資企業解散后,原投資人對個人獨資企業存續期間的債務仍應承擔償還責任完全是多余的。

個人獨資企業法第28條的另一個意思是對原投資人承擔償還責任作出時間限制。立法者規定債權人在五年內未向債務人提出償債請求的,責任消滅,一方面是為了敦促債權人及時主張權利,另一方面有利于及時了結雙方的債權債務關系,以維護社會經濟關系的穩定。如果立法者僅僅是為督促雙方及時了結債權債務關系,以維護社會關系之穩定,那么創設這個制度就是多余的了。因為訴訟時效和除斥期間均是以維護法律關系之穩定為已任,個人獨資企業解散后,對存續期間的債務仍然直接適用訴訟時效就可以,同樣可以督促雙方及時了結債權債務關系,維護社會經濟關系的穩定。對于債權規定一個五年除斥期間也與除斥期間適用于形成權的理論不符。況且,人個獨資企業法第28條的規定,由于對其性質界定不清,對起算點規定也不明確,如何與訴訟時效期間進行銜接也沒有規定清楚,導致在司法實踐中缺乏可操作性,產生了很多爭議。

五、結語

個人獨資企業法第28條所規定的五年期間,理解為和擔保法中的保證期間一樣的除斥期間更為恰當些。在五年除斥期間內只要債權人向債務人提出償債請求的,五年除斥期間即失去作用,從提出償債請求之日開始計算訴訟時效。從整個條文來看似顯多余,未來修改個人獨資企業法時應將第28條刪除

 

①張俊浩主編:《民法學原理》修訂第三版上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第343頁。

②李建偉編著:國家司法考試專題講座系1《民法61講》,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頁。

③張俊浩主編:《民法學原理》修訂第三版上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第356頁。

李建偉編著:國家司法考試專題講座系1《民法61講》,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頁。

④卞耀武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獨資企業法釋義》,法律出版社20001月第1版,第94頁。

1997223日通過的《合伙企業法》第63條作了與《個人獨資企業法》第28條相同的規定,在2006827日修改《合法企業法》時,已將第63條刪除。

 

 

 

淺議渝勞社發(200854號遺屬津貼可由死者生前處分之規定

                                                  冉桂英 

渝勞社發(200854號《關于調整企業職工死亡一次性救濟金標準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實施意見》)第一條規定,企業職工(含企業退休人員,下同)非因工死亡后,從死亡的次月起停止支付工資或養老金。……按規定發給的死亡待遇,由企業支付給死者指定受益人或法定繼承人按規定發給的死亡待遇即遺屬津貼是國家和企業為處理參加保險職工死亡后的善后事宜和解決其生前供養的直系親屬生活困難問題,按照國家法律或有關政策規定給予死者遺屬的物質幫助。我國遺屬津貼所提供的物質幫助包括兩部分:一是死者的喪葬費和家屬撫恤費,二是供養直系親屬生活困難補助費或救劑費。筆者認為渝勞社發(200854《實施意見》規定按規定發給的死亡待遇由企業支付給死者指定受益人,不管從法理還是現有立法上看,都值得商榷。

遺屬津貼是在本人死亡后,由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集體經濟組織發給死者直系親屬的費用。發放遺屬津貼的目的體現在從經濟上對死者親屬生活的優撫和救助,從精神上體現的是對死者親屬的撫慰。遺屬津貼的取得是死者親屬基于死者死亡這一法律事件而享有的權利。因為目前我國法律對遺屬津貼的分配還沒有明確規定,在司法實務中,一般參照遺產處理。但就其性質而言,發給的死亡待遇不屬于死者的遺產,它與遺產有著本質的區別:
    1
)、遺屬津貼是國家發給死者直系親屬的費用,而遺產則是死者生前留下的個人所有的合法財產。
    2
)、遺產可以是金錢,也可以是實物,而遺屬津貼只能是金錢。
    3)、發放遺屬津貼的目的在于從經濟上補償、精神上撫慰死者親屬。而遺產繼承的目的則是為了保護公民個人合法私有的財產權益,使死者生前的合法私有財產不至于因其死亡而消滅。
    4)、享受遺屬津貼的人,必須是死者的直系親屬。而可以得到遺產的人,除了直系親屬以外,還可以是其他自然人、集體或國家。

雖然現有法律對遺屬津貼的分配沒有規定,但是對遺屬津貼的權利主體規定卻很明確。《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第73條第二款明確規定勞動者死亡后,其遺屬依法享受遺屬津貼,即遺屬津貼的權利主體為死者遺屬。

因此,《關于調整企業職工死亡一次性救濟金標準的實施意見規定按規定發給的死亡待遇由企業支付給死者指定受益人或法定繼承人一方面死者處分了本不屬于自己產權的財產權益另一方面假死者之手處分死者遺屬的財產權益死者難免會基于好惡處分死亡津貼從而與立法優撫和救助死者家屬之本意相悖因此,渝勞社發200854《實施意見》關于遺屬津貼由企業支付給死者指定受益人或法定繼承人之規定值得商榷。

 

 

關注

城鄉統籌下農民工維權現狀的檢討與反思

——以三峽庫區農民工維權現狀為例[1]

 

 

摘要:中央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提高農民工地位、改善農民工生活狀況的規定和措施,已經形成了對農民工維權前所未有的好局面。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農民工的權利現狀和存在的問題。要切實維護農民工的利益,樹立農民工維權的主體意識、法律意識、堅持以預防性維權為主,以事后救濟為輔的原則。

關鍵詞:農民工  維權  主體意識  法律意識  預防性

 

    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五個統籌”的科學發展觀,并將“統籌城鄉發展”放在首位。城鄉統籌并不是簡單的“均貧富”,而是要在兼顧公平與效率的理念下,建立一個城鄉機會均等,市民、農民都能夠全面發展的社會。統籌的狀況如何,效果如何,只有在觀察城鄉居民實際享受權利的對比中,才能得出確切的結論,而農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權利現狀無疑是一個最佳的對比和觀察平臺。

一、我國農民工的權利現狀與特點

近年來,中央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提高農民工地位、改善農民工生活狀況的規定和措施,各地政府和司法機關貫徹和執行的力度很大,成效顯著,特別是在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問題得到了有效遏制,已經形成了對農民工維權前所未有的好局面。

在取得成績的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農民工的權利現狀和存在的問題。以三峽庫區為例,20087月至20093月,由重慶市律師協會三峽庫區農民工維權中心牽頭,在忠縣殘疾人自強服務站、梁平縣微塵殘疾人互助站、梁山鎮社區服務中心、重慶三峽學院政法系等協助下開展了一次有關庫區農民工權益保護的社會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出三個突出特點:第一,農民工權益受到損害的實際情況仍然大量存在;用人單位與農民工的合同簽定率很低;用人單位給農民工上社會保險的比例低;用人單位,尤其是建筑和制造行業,忽視農民工休息休假權利,安排農民工加班不依法發放加班工資的情況嚴重;農民工的子女不能享受與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等等。第二、農民工對自身權利的了解不足,缺乏自我保護意識。第三,農民工法律意識淡薄,欠缺法律常識,維權技能單一。[2]

要切實維護農民工的利益,必須從統籌城鄉發展的科學發展觀出發,把農民工與城市居民平等對待,使農民與市民一樣享有作為一個國家的“公民”完全平等的“國民待遇”。為此,一方面需要政府職能部門加強制度建設,加大監管力度;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真正提高農民工的主體意識、法律意識,增加農民工維權的渠道和技能。

二、樹立農民工維權的主體意識

從調查情況來看,農民工維權中存在的最大問題就是沒有把自己作為維護自身權益的主體,而是當成了“被維護”的客體,因此缺乏主動性、積極性與組織性,往往在維權過程中顯得分散、被動、弱勢,不能真正把握自己的“命運”。雖然在實踐中農民工選擇處理糾紛的主要方式是自力救濟,但那不是主動選擇的結果,而是一種基于對法律、對公力救濟的不信任作出的無奈選擇。調查中,有高達52.33%的農民工表示對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自己的權益沒把握,有12.57%的農民工明確認為“打官司”不能維護自己的權利。

農民工缺乏維權主體意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農民工缺乏一種城市“主人翁”精神。無論是農民還是市民,無論在農村還是城市,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都是國家的主人。事實上,農民工確實為城市的繁榮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是城市建設的主力軍之一,調查對象中有高達68.71%的農民工表示希望到城市定居。但由于我國過去長期實行“城鄉分治”的體制和政策,農民工能參與城市建設卻不能分享城市繁榮,加上普遍較低的思想覺悟與文化水平,農民工的慣性思維總把自己當作城市的過客,很少關心自己作為“主人”應有的權利。[3]其次,農民工在城市居住分散,而且流動性大,不能形成維權的集體性力量,更難以建立起自己的維權組織。城市居民有黨團組織、工會、婦聯等眾多成熟的維權組織形式,而農民工(特別是非全日制用工)則很難形成自己的組織形式,這就使得農民工維權活動一直處于單兵作戰的狀態,力量顯得很渺小。[4]再次,相對于城市居民,農民工擁有的維權資源有限,維權經驗貧乏,特別是信息資源不對稱[5],對維權工作極端不利。在三峽庫區,各區縣司法局下設有法律援助機構,各個商業律師事務所的律師也分派了人均每年至少1件法律援助案件的任務,并且成立了專門的三峽庫區農民工維權中心,但多數農民工不關心,也不了解這些資源和信息,只是到發生糾紛時才“臨時抱佛腳”,“病急亂投醫”,不能充分發揮現有維權資源的作用,使維權活動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都大打折扣。

要樹立起農民工維權的主體意識,必須有針對性地從思想意識、組織形式、信息溝通等方面著手。首先,要在制度安排和政策指導中有利于農民工融入城市生活,使有條件的農民工能夠自由的定居城市,使農民工產生一種“城市是我家”的基本觀念;其次,通過在職業培訓和社會宣傳中增加主體意識的培養內容,提高農民工的思想覺悟與組織紀律性,進而建立農民工自治組織,發揮集體維權的資源優勢[6];再次,政府職能部門和社會有關組織應結合農民工特點,建立一種能深入溝通維權信息的信息平臺,合理安排和布局維權資源,加大宣傳、普及一些基本的維權知識與技巧。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調動起農民工維權的自覺性、主動性與積極性,提高自力救濟的能力與維權的實際效果。

三、培養農民工的法律意識與法律思維方式

從實際調查中看來,農民工維權的第二個突出的障礙就是法律意識淡薄,法律常識貧乏,更不具備維權的專業技能。在三峽庫區,相信“打官司”能維護自己權利的農民工僅占總數的34.21%;聽說過《勞動法》的只有19.29%,聽說過《勞動合同法》的只有7.60%,有41.52%的農民工不知道這兩部法律與自己的關系;農民工了解法律知識的途徑主要是電視,道聽途說以及報紙。法律意識淡薄,就不會主動積極地獲取法律知識,沒有基本的法律知識,就談不上任何維權技巧,正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在農民工的維權路徑的探索中,培養法律意識是關鍵。

所謂法律意識是社會意識的一種特殊形式,是人們關于法律現象的思想、觀點、知識和心理的統稱。從本質上講,法律意識就是客觀存在的法律和法律現象在人們主觀主觀頭腦中的反映。從人的認識過程和法律意識水平高低上,大體可以將法律意識劃分為法律心理、法律觀點和法律思想體系三個層次。法律心理是人們對法律現象的表面的、直觀的、自發的反映形式,包括對法律現象的感知、注意、體驗、理解及相應的情緒、情感和態度,系法律意識的最低層次;法律觀點是人們對法律現象所作的判斷,是對法律現象相對固定的認識和看法;法律思想體系,也稱法律理論或法律學說,是系統化、理論化的法律思想,是法律意識的最高層次。[7]

培養農民工的法律意識,基本目標就是要使農民工形成正確的法律觀點。然而,多數農民工現有的法律觀點因缺乏對法律的信任而略顯偏激,多數人寧愿選擇私力救濟的方式也不愿尋求法律的幫助,即使求助于法律,也顯得消極懈怠,往往抱著“試試看”的心態。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引導農民工走出以往對于法律現象的認識誤區,由不信任法律到信任法律,由以私力救濟為主到以公力救濟為主,由害怕打官司到勇于打官司,能夠主動積極的尋求乃至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四、堅持以預防性維權為主、以事后救濟為輔

調查中我們還發現,一直以來,農民工維權往往單純依賴“事后救濟”,一談到維權,人們印象中就是“打官司”。事實上,當侵權事實發生后,事后救濟并不能保證農民工的權益都能得到很好地恢復,百分之百的恢復更是奢望,有些事情客觀上發生了就永遠不可能恢復原狀。農民工如果沒有法律意識和法律知識,其權益就更容易受到侵害,糾紛不斷,官司不斷,即使維權人員疲于奔命,也收效甚微,不能根本破解和扭轉農民工維權難的困局。要更好地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重點不在于糾紛發生后,而在于糾紛發生之前。比如實踐中,常見用人單位招工廣告中籠統的宣稱“包吃包住”,這就可能是個陷阱,包吃包住的錢是否包含于工資之中?如果沒有足夠的風險防范意識,事前不談清楚,事后產生分歧,即使訴諸法律,也很難被法院支持。所以,筆者主張,農民工維權應當堅持以預防性維權為主,以事后救濟為輔的原則。

要堅持以預防性維權為主的原則,從方法論上講,就必須培養農民工在日常生活中養成法律思維方式。所謂法律思維方式,就是指按照法律的規定、原理和精神,思考、分析、解決法律問題的習慣和取向。法律思維方式有四個基本特征:講法律、講證據、講程序、講法理。當然,要培養法律思維方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通過知識培訓、普法宣傳,維權實踐等潛移默化地使農民工產生法律意識、程序意識、證據意識、時效意識。具體方式如建立和規范農民工勞務市場、推廣簡易勞動合同、公布維權舉報電話、建立農民工維權公告欄、特別是強調打工證據的保留意識,如保留或復印工作證、工廠出入證、記工表、結算表、預算表、工資表、借條、收條等,教會他們申請工傷鑒定的方式和程序等等。上述方式必須結合農民工的特點進行,才能得到其認可并收到良好的效果。最終,當農民工將維權的意識完全融入日常生活之中,衣食住行都遵循了基本的法律理性,則他們的權益受到損害的幾率必定降到最低,維權局面也將大為改觀。

結語:

“知我者為我心憂,不知我者為我何求”,關注農民工維權現狀,思考和解決農民工維權存在的問題和困難,是城鄉統籌發展大背景下建立和諧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必由之路,是政府、學者、專業機構的重大課題,更是農民工自身的時代命題,我們都必須在實踐中反復檢討與反思,以交上一份人民群眾滿意的答卷。[1]

 

參考文獻:

[1] 重慶市律師協會三峽庫區農民工維權中心:重慶農民工權益保護研究調查報告[R]20093月。

[2] 周斌:農民工維權行動的路徑分析[J],學術交流,200901期。

[3] 王維、宮明輝:遼寧農民工維權工作面臨的問題與對策[J],理論界,200905期。

[4] 柯鍵:解農民工維權之困[J],中國勞動保障,200802期。

[5] 王宏宇:云南農民工維權問題探析[J],產業與科技論壇,200802期。

[6]王松磊、王堅:農民工維權方式及維權現狀分析[J],斯為盛學報,200704期。

[7]文麗萍:農民工維權機制之構建[J],重慶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04期。

[8]柳斌、湖高平:農民工維權亟待加強[J],人大建設,200908期。

[9] 教育部社會科學研究與思想政治工作司組編:法律基礎[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72006重印)。

 

 

 

 

 

 

鄉村關系的困境及破解

                         ——以我市某鄉鎮為實例

                             羅定華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就是實現農村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會和諧的統一,是落實科學發展觀,解決"三農"問題的戰略舉措。其中的“政治文明”就內在包含了促進村民自治的良性運轉。然而在現實農村社會中,村民自治由于鄉鎮政權對村民自治組織的過度的行政控制幾乎喪失了制度設計者所期望的功能。筆者以我市某鄉鎮鄉村關系運行的實例為樣本分析了鄉村關系異化的種種表現,然后提出自己關于理順鄉村關系的一點淺見,以期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供制度層面上的參考。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農村的政治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即由“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轉變為政經分開的“鄉政村治”格局(即國家的基層政權建立在鄉鎮一級,鄉鎮以下實行村民自治)。1982年憲法和《村委會組織法》在內的一系列成文法律確認在農村基層實行村民自治,自治機構就是村委會,并規定了鄉鎮政權與村委會的關系是工作上的指導與被指導,協助與被協助的關系。這種關系的確認和維持無疑是村民自治正常、規范運作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障。因此,在現階段農村社會,管理體制中存在著兩種獨立的權力:一是自上而下的國家權力,表現為在黨的政治領導下的鄉鎮政府的行政管理權,其功能是將國家行政管理傳遞到農村社會,鄉鎮工作人員領取國家薪金,并對上級負責。二是蘊含于農村社會中的村民自治權,其功能是在國家有關法律范圍內,通過村民公約等方式對社區進行自我管理。村民自治組織的領導人由村民選舉產生,對村民負責。由于這兩種權力同時在村民中發生作用,現實中兩者產生矛盾就在所難免。并且,由于國家行政管理的權力無論是在質還是量上都要遠遠大于村民自治力量,所以,這兩種權力博弈的結果是鄉村關系的行政化。

一、鄉村關系行政化的表現

(一)鄉鎮政權對村級組織的人事控制

    鄉鎮政權對村級組織的人事控制主要是通過控制操縱村委會選舉來實現的。鄉鎮政權是國家權力的最低一層,它是連接國家和社會的樞紐,國家政策主要通過它向農村社會傳遞。在當前村民自治制度還不完善,農民的組織性、民主意識還不是很強的情況下,村民自治的進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基層政權對待村民自治的態度,取決于其能否認真貫徹實施《村委會組織法》。筆者在調查中發現,許多鄉鎮干部對村民自治有顧慮。他們認為,“目前社會問題復雜,農民的自治能力又低下,推行村民自治必然導致局面失控”;“抓經濟都忙不過來,哪有精力搞什么民主建設?”把經濟建設和民主建設對立起來。有些干部對此有看法,除了認識上的原因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擔心在選舉中自己看中的人不能當選,不能實現所謂的“組織意圖”——每次村委會換屆選舉前鎮上主要領導都要不厭其煩的對參與選舉組織領導工作的人員強調要“貫徹組織意圖,實現組織意圖”——否則就無法控制村干部。因此,他們總是千方百計地掌控對村委會特別是選舉過程的控制權。

鄉鎮政權干預村委會選舉的方式主要有:第一,在選舉的發動方面。設立發動階段的基本目的是使各級組織和選民了解村級直選的意義和辦法,以使選舉工作能合乎法律的規定進行。在每次村委會選舉前,鎮上都要組織會議,成立村委會選舉指導小組,然后各村選舉指導小組分赴村上,去了解鎮上滿意的人選,鎮干部業內的話語叫“摸底”。第二,對村選舉委員會的干預。村選舉委員會是選舉期間主持選舉的唯一領導機構。要影響選舉進程及結果,首先要影響選舉委員會的成員組成。在該鎮,選舉前,村選舉委員會的組成人員大都由鎮政權直接挑選,是在鎮上派出的選舉指導小組的領導下成立的。當然,鎮能夠通過這個選舉委員會影響選舉結果。第三是在提名和確定正式候選人方面的干預。首先是確定候選人的硬性條件,規定村委會組成人員,特別是所謂實職干部的任職條件,有的條件明顯違背了《村委會組織法》,例如,某鎮規定——這些規定在其他鄉鎮也是一樣的——村干部的文化程度必須是高中以上;年齡必須在45周歲以下。而《村委會組織法》中對村干部的任職條件卻沒有文化程度和年齡的限制。

(二)控制村干部補貼發放權。

在免征農業稅前,村干部的誤工補貼是從村民的提留款中支付的。國家出于減輕農民負擔的考慮,對農民免征農業稅。因而現在村干部的補貼由政府財政撥付,這就給鄉鎮政府控制村委會又多了一條門路,打開了方便之門。鎮政府充分利用其掌握的村干部補貼的發放權,從各方面對村干部加以控制。例如,村干部在協助鎮政府貫徹人口與計劃生育政策時,鎮政府要與村主任簽訂目標責任書,如果村主任達不到目標則要扣掉補貼20元;同時對村負責統計的村會計而言,如果他在人口統計方面有故意漏報,謊報,瞞報也要扣去補貼的20元;村干部去鎮上開會,不得無故缺席,否則要扣去補貼20元等等,不一而足。情況嚴重的甚至可以扣除一個月的補貼,該鎮浸塘村村干部在該村選址建村委會辦公室的過程中由于處理不當,導致了少數村民到鎮政府上訪,鎮政府于是決定扣發浸塘村村支書和村主任一月的補貼。

(三)鄉鎮對村干部的目標責任制考核

在趕超型現代化戰略下,中國政府將推動社會政治經濟的全面發展作為重要內容。各級政府面臨沉重的發展壓力。上級政府為了完成自身發展目標,往往會給下級政府施加壓力,形成所謂“壓力型體制”。在“壓力型體制”下,“上級政府傾向于給下級政府施加行政壓力,采用政治承包制的形式”。這種責任制的特點就是“上級給下級政府的各種組織和個人分派任務和目標,并且要求他們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在目標責任制管理模式下,鄉鎮政府就是通過責任制對村干部的控制來實現對村實質上的領導。該鎮每年要對村干部進行年終綜合考評,考評結果作為對村干部的獎懲依據。鎮政府每年春季都要對上一年的各村工作進行評比,頒獎。在考評中績效差的村級班子,不僅不能得到獎勵,還有可能被調整班子。這些考評指標包括計劃生育、信訪、安全事故、禁毒、村級債務(清欠工作)、出勤等等。只要這些方面有一方面達不到指標或出現了事故,年終考核就一票否決。例如,鎮上規定如果出現了越級上訪事件,該村村干部必須去將上訪者接回本村;如果在本村村道上出現了交通事故,如果因道路失修,村干部是有責任的;若是其他原因,村干部也必須及時到場處理。

二、破解鄉村關系難題的路徑探討

為了解決鄉村關系行政化,實現自治組織職能回歸,筆者認為可以考慮在鄉村之間設立鄉鎮政權的派出機構,執行行政事務。

(一)、設立派出機構的必要性

村民委員會與鄉鎮政府的關系,實質上是村民自治權和國家行政權的關系。村民自治是社區基層群眾性的自治,這種自治并不帶有國家行政的性質。它不在國家行政體系內,它是在國家行政管理的范圍內留出的一定的空間,讓人民群眾充分發揮民主管理的積極性,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務。但這并不意味著國家行政權不到達農村的最基層。農村社區基層的事務并不都是村民自己的事情,許多事務是屬于國家的事務。在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進程中,國家政權機構的設置,中國國家民主化的進程都是受到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制約的,社會經濟基礎決定社會上層建筑。在村民自治運作過程中,村民委員會與鄉鎮政府的矛盾沖突,國家行政權與村民自治權的交錯混淆,實質上是社會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在國家政權設置上的反映。國家政權體系在國家現代化初期,既要強化國家的管理,以形成國家現代化所需要的社會資源統一配置的環境,但缺乏這種統一配置的能力反映了目前的矛盾狀況。對于國家政權體系的構建,我們不能從純粹理性的角度出發,無視現實的國家民主化的呼吁,可能的結果是導致無政府主義;也不能從萬能國家出發,讓行政權控制農村的一切事務,從而窒息基層民主。

    (二)設立派出機構的可行性

    在村民自治活動中,各地先后在鄉鎮之間設立一些政府的派出機構,這是可行的。為了確保國家行政權在現代化國家的進程中對社會的管理,又保證村民自治權的行使,比較妥當的做法還是在鄉鎮與村之間設立政府的派出機構,承擔政務的實施;村民自治組織承擔村務。在此情況下,村民自治組織協助派出機構,派出機構指導村民自治組織工作。

    第一,國家政權的設置,首先考慮的是國家現代化發展的需要。國家現代化發展的需要是國家必須利用政權的力量,建立高度流通的市場環境,必須對社會資源的調配進行必要的控制。當然這種政權的運用也受到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制約,但國家政權發展的趨勢是,隨著國家現代化的發展,國家政權將越來越深入社會的最基層,然后隨著現代化的實現,將逐步由社會“收回”國家。我國經過了近一個世紀的現代化進程,特別是經過了改革開放的30年的發展,國家在現代化的道路上邁出了巨大的步伐。現在國家急需的是依靠國家政權的力量,將廣大農民引上現代化的道路。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就沒有國家的現代化。這些年來,國家在引導農業的現代化上做了不少的工作,也投入了不少力量。許多鄉鎮政府努力地進行著鄉村現代化建設的工作,但由于目前鄉村政權體制的制約,許多政策不僅在越權運作,而且缺乏運作所需要的機構條件。設立鄉鎮政府的派出機構,可以使國家基層政權對農民的引導直接深入到基層。

    第二,在農村的基層,政務與村務的同時存在,確實需要有分別完成不同性質的兩種機構。其性質不同,權力的來源不同,權力的運作方式不同,權力的行使保障不同,權力的制約機制不同,權力濫用的法律救濟方式不同。如果直接由鄉鎮政府承擔落到村一級的政務,事實已經證明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科學的。鄉鎮的轄區,一般都比較大。例如重慶市奉節縣在鄉鎮建制調整后全縣由88個鄉鎮減少到34個,調整后的每個鄉鎮所轄的村平均在20個左右。村的人口有多有少。村委會所轄的行政村,管轄的人口大體在數千人左右。一個鄉鎮所轄的人口則達到數萬人,而且不管人口多少,其所轄的范圍一般都比較大。由鄉鎮政府直接將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以及各項政務貫徹實施到人口分散、地域寬闊的村莊,其難度之大,可想而知。所以,合適的做法是在行政村設立政府的派出機構,承擔政務的實施責任,并指導村民進行生產建設與發展等社會事業,反映農民對政府的意見。將國家認為可以交由村民自治的事務交由村民自理。

   第三,設立鄉鎮政府的派出機構,并不會增加國家和農民的負擔。目前,國家基層政權機構龐大,機構臃腫,人浮于事,造成對國家財政支出的壓力。正如前面介紹的一樣,奉節縣某鎮的編制機構應該只有四個,但實際上卻遠遠超過了編制。原因是撤鄉過程中的富余人員需要安置。在行政村設立派出機構一方面可以緩解人員安置壓力,另一方面可以為政務村務由不同機構實施,真正實現村民自治創造體制上的條件。也就是說,鄉鎮可以減輕對村委會的行政控制,村委會可以實現村務和政務的分開。

在精簡鄉鎮政府機構及人員的基礎上,設立鄉鎮政府的派出機構,這種設想是可行的。鄉鎮政府的派出機構直接面對村,其常規性的任務并不多,工作的繁忙程度有限,主要是應付突擊性任務。一般說來,突擊任務主要是計劃生育和大的社會治安問題。由于農業稅的免征,政務就更少了。鄉鎮派出機構的職責可以較為簡單。從目前村委會的實職干部,一般為三人的情況看,派出機構的人員設置也應大致相當。隨著行政事務的復雜化,也可以隨具體情況增加。其工資由財政全額支出,不增加農民負擔。鄉鎮政府的派出機構與廣大農民有著密切的聯系,能及時向政府反映農民的意見和要求,方便接受農民的監督;而且其性質及職責明確,能有效地解決農村基層建設中長期不能解決的政社不分的問題,同時保證村民委員會真正發揮村民自治的作用。

我們的黨和國家歷來重視制度建設,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過程中,我們要加強制度建設,發揮制度優勢。理順鄉村關系,實現村民自治組織職能回歸,切實貫徹執行《村委會組織法》,真正實現農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原則,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這樣就能夠充分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更加有效地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從而實現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 的總要求。

 

 

 

 

法律人語

 

/劉桂明

 

寫下這個標題,源于2004年的一件往事。

    那年,我去湖北調研,在參觀武漢得偉君尚律師事務所時,該所主任蔡學恩再三懇請我為律所題詞。因為考慮我也不是什么領導,所以我幾次推辭。但是,在主人盛邀之下,最后我還是答應給他們寫一首打油詩。

    得偉所原為武漢對外經濟律師事務所,后來為了響應司法部要求而以其諧音正式更名為“得偉律師事務所”。彼時,剛剛成立二十周年的得偉所又與君尚所完成了合并。于是,該所又有了一個新的所名“得偉君尚律師事務所”。這樣,我就根據上述背景,即興寫下了那首至今想來還頗有些得意的藏頭詩:

    得失自知二十載,

    偉業初成再搭臺。

    君子律師行天下,

    尚懷正義創品牌。

    其中,我最得意的是第三句話“君子律師行天下”。承尹恒小友代《渝萬律師》約稿,我當即想起了這句深深寄托了本人對律師朋友美好祈愿的心里話。

    那么,什么是君子?怎樣才是君子?誰是君子律師?如何才能成為君子律師?

    古人云:“君子者,權重者不媚之,勢盛者不附之,傾城者不奉之,貌惡者不諱之,強者不畏之,弱者不欺之;從善者友之,好惡者棄之;長則尊之,幼則庇之, 為民者安其居,為官者司其職;窮不失義,達不離道,此君子行事之準。”而孟子則曰:“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 。”在 《佛光菜根譚》中,我們還能讀到這樣一段話:“君子能用忍耐的力量處眾,擔當的力量負責,親和的力量待人,禪定的力量安心。”顯然,這是我國幾千年文化對君子的最完美概括。臺灣的星云大師對此也有一個心得體會,他說,所謂“君子的風度”有四點:第—、遇到橫逆來而不怒,第二、遇到變故起而不驚,第三、遇到非常謗而不辯,第四、遇到苦事做而不怨。

    在我個人看來,所有這些總結和概括,談到的都是有關做人的道理。蕓蕓眾生,茫茫人海,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基本上可以分為兩類人:好人與壞人、英雄與壞蛋、君子與小人。古往今來,因為對君子的同聲向往,所以才有古今仁人志士許多精美絕倫的描述:《論語·顏淵》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論語·衛靈公》說:“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莊子·山木》曰:“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愿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同樣,也因為如此,才有諸如“淑人君子,仁義君子,謙謙君子,豈弟君子,鞠躬君子,讀書君子,大雅君子,博物君子 ”等各具特色的成語。

    可見,不管是做君子還是成小人,都是從做人開始的。只有解決了做人的基本道理,才有可能成為一個君子。換言之,一個人要成為一個君子說難不難,言易不易。一般認為,所謂君子,就是一個有風度、有氣度、有深度、有熱度的人。

    那么,君子律師呢?

    就我個人曾供職于律師界12年的經歷,我認為,所謂君子律師,應當是那些具有長遠的眼光、有廣闊的視野、包容的胸懷的律師;是那些能夠不爭一時之輸贏,不計一時之得失,不論案件之大小,不想收費之多少,不看客戶之高下,不問背景之優劣的律師;是那些敢于挑戰體制之弊端,敢于挑戰權貴之陋習,為國家利益而考量,為庶民眾生而憂慮,為未來明天而思考的律師;是那些為職業責任而錙珠必較,為民生利益而斤斤計較,為法律尊嚴而視為己命的律師;是那些能夠說真話、辦實事,不急功近利、不大包大攬的律師;是那些滿懷公平正義,滿腹法律智慧、滿腔社會良心的律師;是那些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不見錢眼開,不見利忘義的律師;是那些勇擔社會公益重任,勇挑法律衛士使命的律師;是那些想當事人之所想,言當事人之所言,急當事人之所急,憂當事人之所憂的律師……

    也許標準有些高,也許要求有些嚴,但因為是君子,就需要高標準、嚴要求。只要是君子,走遍天下都不怕;只要是君子律師,走遍天下都不怵。

    誰是君子律師?誰能成為君子律師?或許不是一個水平問題,或許也不是一個能力問題,而是一個態度問題,更是一個高度問題。

    正如一位律師所言,好律師與法律無關。那么,與什么有關?

    與做人有關,這是一個道理,更是一條真理。

 

 

律師為什么收費高?

                                                   劉耀堂

    鑒于我們對律師的定位和屬性、收費與收入的區別等諸多問題尚未達成一致意見,因此我覺得有必要在探討這個話題前,先說明以下幾個前提。也就是說,本文的探討基于我們對以下問題達成共識,以免出現誤解和不必要的爭論。
  一是,律師是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律師事務所是獨立經營、自負盈虧的商業實體,也就是說我們的探討限于律師和律師事務所的商業層面,至于律師應該承擔社會責任、維護社會的公平和正義等問題,我們在本文中暫不涉及。這里所說的律師是專指社會律師,不包括兩公律師、法律援助律師和軍隊律師。
  二是,律師的收入與律師的收費存在較大區別。2005年北京某媒體北京律師年均收入50的報道混淆了律師行業中收費收入的區別,給律師行業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煩。收費是指律師在代理案件時律師事務所所收取的費用總額,而根據各地情況不同,律師的收入則要減去20%-30%甚至更多的律所管理費,減去10%以上、最高45%的稅收,還要減去每年固定交納給律師協會的會費等。當時北京律協公布北京律師年業務總收入達到50億,而記者便根據北京律師1萬人計算,得到了北京律師年均收入50這個數據,因此有關方面便得出了律師收入過高的偽命題,還說國企老總年薪才20-30萬,律師年均收入比他們高這么多!且不說人均50萬這樣的平均數有沒有意義,單就混淆了律師的收入和律師行業的收費來說,就鬧出了天大的笑話。如果按照這個理論,我們拿所有國企的年營業總額(律師行業總的收費)除以國企老總的人數(律師總人數),得出國企老總年收入總額又是多少呢?
  三是,這里所謂的,并不是指絕對數額上的,而是相對于當地的經濟發展狀況和民眾的消費能力而言顯得有些。一個地方上的刑事案件,地方律師收5萬元當事人就感覺非常高,但是類似的案件北京律師可以收50萬。因此不同的地域,律師的能力和名氣都會影響收費,所以我們的探討也只是基于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民眾的消費能力,不同的地區沒有可比性。而且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律師收費也不同,剛剛進入律師行業的年輕律師往往由于缺乏實踐經驗和資歷等,他們的收費相比是很低的,因此我們討論的律師收費是指那些已經具備一定的資歷、專業水平和名氣的律師。
  在明確了以上前提之后,我們再來探究一下,律師為什么收費
  據報道,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單為萊溫斯基性丑聞案就支付了高達100多萬美元的律師費。在一些律師事業發達的國家,律師收費的確很高,通過各種途徑,我們也看到特別是在美國,律師因為收入頗豐而與醫生、教授等一樣成為令人艷羨的職業。中國律師業發展到今天,民眾覺得律師收費很高,賺錢很容易,律師也越來越成為民眾心目中的有錢人,所以很多人抱著快速致富的心態加入到律師隊伍中來。而且往往由于民眾覺得律師收費高,所以將希望全部寄托到律師身上,而一旦沒有達成他們的愿望,他們就抱怨律師,或者投訴律師代理不盡責。那么律師為什么收費高呢,我覺得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一個職業收費的高低與進入這個職業所具備的條件和付出的訓練成本成正比。司法考試是成為律師的必要條件,而司法考試由于要求高和通過率低而被稱為天下第一考,能夠通過司法考試不僅需要大學本科學歷等硬件條件,而且還需要經過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考驗,難度可想而知。通過司法考試以后,還要經過一年的實習,才能拿到律師執業證,成為正式的律師。年輕的律師由于缺乏實踐經驗、名氣和各種資歷,他們還要經過多年的努力,初期可能還要過朝不保夕的日子。在付出了多年的努力、付出了大量的訓練成本之后,律師的收費才慢慢提高。
  正如外科醫生一樣,他們首先要比我們付出更多的教育成本,他們要在醫學院學習五年而不是四年才能拿到本科文憑,進入醫院后他們和律師一樣要實習5-8年才能成為真正的外科醫生,而要成為主治醫師還要經過多年的臨床實踐。當他成為某一領域中知名的外科主治醫生時,他的高收費也就順理成章了。
  實際上,一個職業收費的高低可以看做是對取得這個職業過程中前期所付出的教育、學習、訓練等所有成本的一個回報,這些成本越高回報就越高,反之越低。用這個經濟學的規律來反觀律師,我們就會覺得律師的高收費也是無可厚非的。
  第二,律師收費高是由法律服務的特殊性決定的。律師從事的法律服務是專業性很強的工作,一方面需要專業的法律知識和某一領域內的專業知識,另一方面還需要嫻熟的實務技巧和廣泛的社會資源。正像醫生醫治人的疾病一樣,律師解決的是當事人的另一種病(法律糾紛),而且律師從事專業的法律服務時付出的更多是智力勞動,而解決的是當事人的大麻煩,這種大麻煩又是別人所不能解決的。當律師付出專業的法律服務為當事人解決了大麻煩之后,收取相對較高的費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我們經常看到,病人在支付了高額的醫療費的同時還要給醫生塞紅包,手術結束后還要對醫生千恩萬謝。這說明病人除了對醫生專業能力的信賴外,還帶有一種報恩的樸素心態。當人們在遇到自己難以解決的法律糾紛的時候,那種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而當律師為他們維護了權利、挽回了損失、尤其是在刑事案件中為他們減輕了刑罰的時候,當事人覺得付出相對高額的律師費是值得的,他們并沒有怨言。那些抱怨律師收費太高的當事人往往是因為他們付出了律師費但并沒有達到他們預期的效果,因此遷怒于律師,而實際上能不能達到當事人的預期效果乃至于法律服務能夠達到什么效果并不是律師所能控制的。在當前惡劣的司法環境下,律師擔心的并不是敗訴,而是不能預期結果,因此當事人對律師的誤解也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
  第三,律師的高收費是社會資源配置的結果,這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所在。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碰到這樣情況,人們一旦遇到法律糾紛希望委托律師時,不管這個案件有多小,人們都希望找一個既專業又有名還要有社會關系的所謂律師,比個人擁有更多資源的企業尤其如此。當事人在律師中對比尋找更的律師時,那些符合條件的律師便獲得了更多的機會。與此同時,為數不多的律師也在眾多的當事人中挑選資源更多或付費更高的客戶。那些實力雄厚的大企業為了獲得更好的法律服務,不得不抬高所要支付的律師費去聘請律師,同時水漲船高,律師也愿意為那些付得起更高律師費的當事人服務,他們的律師費也就隨之提高。而那些個人或者實力較差的企業沒有能力支付如此高額的律師費,律師收費太高的感覺由此產生了。
  優秀律師向實力強的企業和大客戶靠攏,同時這些大客戶由于能夠支付更高額的律師費而壟斷優秀律師,這種資源的優化配置不可避免地產生了高額的律師費。也可以說,不是律師自己而是社會資源的配置過程或者說是這些大客戶促成了高額的律師費。這種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是市場經濟自發形成的,外國如此,中國目前也是如此。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律師收費高是由諸多原因造成的,因此拋開這些具體因素而片面地抱怨律師收費高是沒有意義的。當然,對于那些沒有能力支付高額律師費的當事人,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選擇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律師,那些無力承擔律師費的弱勢群體還可以申請法律援助律師的幫助。

 

 

 

不同,也能相為

尹恒

   剛剛過去的2009年的這個歲末,對于律師行業,對于所有律師來說,注定是個不平常的季節。--因為幫一位被民眾所憎惡的“壞人”打官司,因為質疑司法公信力,因為涉嫌替“壞人”脫罪,北京律師李莊不但被推上了道德的審判臺,更是被推上了法律的審判臺。

  一時間,輿論嘩然,公眾對律師的批判聲、咒罵聲四起,而律師界內部則是人人自危,紛紛感嘆“刑辯律師不易做”。

  在這里,筆者不想就案件本身應如何定性作任何評論。作為一名律師,筆者深知“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法律原則,所以,在未見任何證據、在不明事實真相的情況下,筆者以為,自己是不能“越俎代庖”替法官來“審案子”的。再者,筆者的身份“尷尬”--作為涉案律師的同行,似乎說什么也都是不合適的,因為總逃不了替同行“開脫”的嫌疑。

  縱然如此,在此次事件中暴露出的社會對律師職業的一些認識,一些觀念,一些想法,筆者卻以為不得不說。畢竟,“法治”的實現需要每個人的努力。 

  眾所周知,在以往的刑事辯護中,律師經常被指責在為“壞人”做辯護,所以,這樣的指責一度成為刑事辯護率持續低迷的原因之一。備受關注的“律師造假門”的主角李莊律師是否依法在履行一個辯護人的職責,我們在這兒暫且不論,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如果不是因為替“黑老大”辯護,也不至于引來如此多的關注,招來如此多的責難。在中國大步向法治社會邁進的今天,律師的辯護為何仍然得不到應有的理解和尊重?我想,誠如趙長青教授所說,“這表明我們的普法失敗了”。所以,這不單是律師的悲哀,也是中國法律的悲哀。

  面對社會的不解、謾罵、指責,作為律師,一邊是公眾對律師的道德期許,以及輿論所裹挾的“公眾壓力”,另一邊是作為專業人士的職業操守、職業角色與自我期許,該如何去平衡?

  “順境中的美德是自制,逆境中的美德是不屈不撓”,我想,培根的這句名言可以作為我們的座右銘。我們不應該放棄對未來的樂觀。

  近年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逐步健全,隨著經濟建設的迅速發展,律師的作用越來越明顯,律師工作也越來越受到各方面的尊重和支持。因此,我們沒有理由悲觀,沒有理由消極,更沒有理由退卻!從開始執業到游刃有余,我們必須要在認識上達到一個高點,這個點就是行業中的操守準則。

  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副秘書長劉桂明說得好,從實踐來看,說刑辯律師在為“壞人”辯護也沒有錯。但律師是為“壞人”中的“人”在辯護,而不是為“壞”做辯護。所以,我們需將這個辯護人的“法律意義”置于職業中的最高利益,講規矩、慎言行,這種“最高利益的追求”才是律師心靈中真正的平衡。這種平衡會讓律師心胸開闊,我們無需限于個案的迷惘中,即使產生“公眾壓力”,內心也會釋然,因為“我們沒有錯,我們是律師”。

  事實上,對于刑事辯護制度的重要性,法學界一直有著極高的評價。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陳光中就曾評價指出:刑事辯護制度是我國法律法制史進步的標志性制度,甚至可以說是反映人類文明史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一個側面反映。所以請相信,我們正處在一個緩緩上升的年代,我們沒有理由不對刑事辯護的未來和“法治”的未來充滿希望!

  當然,樂觀的第一步是反思,是審視自己的行為,是查找自身的缺點。那些少數意圖通過投機取巧,采用不正當手段獲取案源贏得官司并短暫取得成功的律師同行們,在危難來臨時就會掉進自己挖掘的陷阱里爬不出來。律師在抒發怨情的同時,應該更多一些檢點,因為任何脫離行動的語言都是蒼白無力,缺乏說服力的!

  誠如蘇格拉底所說,“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所有的律師都應堅守對法治公平與正義的職業信仰,并身體力行地付諸法律實踐。終有一天,我們會賦予自己的信仰以時代的意義——律師群體作為新的社會階層,持續改變著國家尤其是國家法治文明的面貌!律師群體是國家法治化進程中不可或缺的一支重要力量!

  《論語》有言:“道不同,不相為謀”,長久以來,好像很多人已經把這句話當作了至理名言,且動不動就把“話不投機半句多”掛在嘴邊。筆者估計,那些以“嫌隙之心”看待律師的法律人正是在這種思維的支配下才對律師諸多刁難和挑剔的吧。

  現如今,在一些地區和部門,有的司法人員或領導同志,法制觀念淡薄,無視律師工作的重要性,甚至錯誤地認為,律師為被告人辯護時與公訴人員唱對臺戲,是“喪失立場”、“包庇犯罪”,有的把一度存在的對刑事犯罪分子打擊不力的問題,也歸罪于律師的辯護。難道,這僅僅是因為公檢法與律師行業所謂的“道”不同?僅僅是因為“控訴”與“辯護”天然的對抗性嗎?

  其實,正如醫生眼中沒有壞人好人之分,只有是不是病人之分,律師其實也一樣。因為任何一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即使其犯了滔天罪行,都有權得到辯護。律師為的不只是每一個具體的被告人,其工作的整體意義是保護每一位潛在的被告人、每一位公民。

  “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乃我國已經確立的刑事政策,法院必須在尊重事實、尊重法律的前提下作出有罪、無罪抑或罪輕、罪重的判決,而這一切必須建立在“控辯平衡”的基礎上。律師在司法制度中的作用就是起到控辯平衡,幫助當事人維護合法權利,客觀上幫助法院的判決公正合法,經得起人民和歷史的檢驗。

  孟德斯鳩說:“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一條亙古不易的真理,也是社會經驗的總結。的確,權力往往滋生腐敗,所以沒有監督的權力是可怕的。現階段,某些權力機關的少數人,經受不住金錢的誘惑,膨脹的私欲主義的貪念,在權利與道義之間失去了平衡,為了利益,甚至不惜做出違背法律的勾當不正是濫用權力的表現嗎?

  法制意識的局限,曾一度讓“律師和司法人員之間的關系”這個話題成為禁忌。但無論是公檢法哪一個機關,或是律師,都是國家法治建設中不可缺少的力量。公、檢、法等司法機關人員與律師同是法律人,同是法律職業共同體,如果相互之間的關系處不好、理不順,將給“依法治國”方略的實施帶來巨大的隱患。

  我們常說:“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藥苦口利于病。”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聽得進忠言的。律師的“挑刺”也好,“質疑”也罷,其實都是為了促進職業共同體法律理念的交流甚至是爭論。“律師的真知灼見有助于法官清晰明辨達至正義”,田成有大法官的這番話更是深刻地詮釋了“律師是一種抗衡公權、制約強權的力量”。

  俗語說得好:“集思廣益,集腋成裘”,同一片森林可以容下不同的樹木,同一棵樹上可以容下不同的鳥兒,我們又有什么理由再把“道不同不相為謀”掛在嘴邊呢?

  同為法律人,在事關法治前途的問題上,應當求同存異。法官的裁判活動和裁判結果應受到充分尊重,尤其是應受到律師的尊重。作為法官,也應對律師執業活動和專業意見予以充分尊重。法官與律師還應相互監督。

  法治時代的律師,法治時代的法官,我們要做的是突圍民眾對我們的偏見和誤解,共同凈化良好的司法氛圍。所以,筆者以為,“道”也許不同,但仍然可以與之相為“謀”,“謀”的就是“中國法治的未來”。

 

  (作者:尹恒,重慶渝萬律師事務所專職律師,中國律師網、《中國律師》雜志社特約評論員,《重慶律師》雜志特約撰稿人,萬州區作家協會會員,e-mail:[email protected] 

 

注:本文曾在中國律師網發表。

 

 

 

 

 

專欄:其人其書

那一撒手的掠過

——臨水照花張愛玲

\吳知處

終其一生,這是一個慣于背對眾人的女人。

她既享受世俗,又拒絕世俗——享受世俗的名譽并選取她所需要的,但卻不愿支付相應的代價;習慣游移于眾人的目光之外,以局外者的身份獨自體味歡欣與悲戚。這一刻意保持的距離幫助她成功地營造了某種魅惑,而魅惑的秘密在于,“張看”與“看張”之間,后者對于前者近乎仰望的“審美距離”。

無論怎么講,她都是成功的。她獲得了她熱切渴望的聲名——“出名要趁早啊!”——無論褒贊支持還是批評詬病,從她崛起文壇始,對她本人及作品的研究與關注便余緒不絕,新近更成為一種被重新發掘的“文化時尚”;她保有了想往的孤獨——遠離眾人與喧囂,獨處,將自己的身影鐫刻進“傳奇”,直到生命終結的最后一刻,乃至身后。

1995年秋,曾經臨水照花的民國女子張愛玲,在洛衫機寓所孤身悄然辭世。似乎,這本就應該是最適合她的人生謝幕。

 

也許很難想象,一個曾經游弋于東方第一大都市,“最時髦、最前衛的文學少女”,生前卻預立遺囑:“立刻火化遺體,不舉行任何儀式,骨灰撒到任何廣闊的荒野中。”雅克-德希達說,“人的終結(死亡)”,意味著“人的成就”,“人對自己本質的占有”。如果是這樣,張愛玲是否在生命的結束之時,向世人昭示了她的本質、她的內心世界?一個那樣享受生活的女人,在她的奇裝異服與熱切的生活細節喜好背后,會有著荒野般寂寥、憂傷的心靈廢墟?

細讀張愛玲的筆下,本是趣味盎然的《公寓生活記趣》,卻有似語還休的神來一筆:“長的是磨難,短的是人生。”——人生本是不乏意趣的,但除了眼下可感可觸的、四面搜來的這些快樂的碎片,過去與未來,生命延伸開來的完整的卻是磨難;在《天才夢》的結尾,張愛玲寫到,“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而爬滿虱子的生命之袍是不能留藏的,總有被遺棄或是潰腐的一天;《談畫》中,作者所喜愛的塞尚的一幅風景畫《破屋》,“是中午的太陽下的一座白房子,有一只獨眼樣的黑洞洞的窗,從屋頂上往下裂開一條大縫,房子像在那里笑,一震一震,笑得要倒了。通到屋子的小路,已經看不大見了,四下里生著高高下下的草,在目光中極淡極淡,一片模糊。那哽噎的日色,使人想起‘長安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可是這里并沒有巍峨的過去,有的只是中產階級的荒涼,更空虛的空虛。”《傾城之戀》里讓人聯想到地老天荒時——“有一天,我們的文明整個地毀掉了,什么都完了”,依然還剩下的那堵墻……在這些文字的背后,又隱藏著一個怎樣的靈魂?

張愛玲曾經徘徊在兩個“家”之間。

一邊是遺少父親彌漫著“鴉片的云霧,霧一樣的陽光,屋里亂攤著小報”的家。在這個家里,雖然“有太陽的地方使人瞌睡,陰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涼”,“但房屋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個怪異的世界”。在這里,她敏銳地捕捉到“怪異”——至少這些怪異對她是有某種吸引力的。感受的敏銳與捕捉的好奇訓練了張愛玲的文學自覺與審美傾向,使她對怪誕與反常規的特立獨行產生“興趣”。但最根本的是,這個家連接的,既不是未來也不是現在,而是過去——充滿古老塵封記憶的歷史。后來她說:“為要證實自己的存在,抓住一點真實的,最基本的東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記憶,人類在一切時代之中生活過的記憶”。張愛玲選擇封建大家庭這樣的歷史遺跡作為其作品表現的主要內容,或許可以看作是她“存在”的需要。而這種意識就來源于對她父親的那個家的記憶,來源于在那里所不自覺的接受的“訓練”。但這樣的家與這樣“懶洋洋灰撲撲的活下去”的歷史,無法給予她更大的精神價值。價值的受限,意義還有多大呢?這個家的“青黑的心子”最終留給張愛玲的只是“虛無”的底子。

另一邊是留洋母親布置著“纖靈的七巧板桌子,輕柔的顏色”的屋子,“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不論是精神上還是物質上的,都在這里了。”在這里有代表著希望與未來的西洋文明。然而,對于“從小被目為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的張愛玲,在母親的西洋教育和淑女改造以及不堪造就的懷疑中卻動搖了:“常常我一個人在公寓的屋頂陽臺上轉來轉去,西班牙式的白墻在藍天上割出斷然的條與塊。仰臉向著當頭的烈日,我覺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著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人,困于過度的自夸與自鄙。”讀書聰慧、頗具才學與日常生活、待人接物的驚人愚鈍,“斷然的條與塊”的分別。此時,“母親的家不復是柔和的了”。當認識到“當童年的狂想逐漸褪色的時候,我發現我除了天才的夢外一無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點”,她意識到了乖僻見容于世俗的困難:“世人原諒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們不會原諒我“。不管曾經有過怎樣的憧憬,人生總有夢醒的一刻,是看清了自己或是明白了世界。人似乎就是在迷夢與夢醒之間循環往復直至生命終結,而在這其間到底何時是真,何時是假——如果這就是未來,那也是彌漫著強烈的質疑與不確定的未來。

遭受父親毒打監禁的經歷,讓張愛玲在兩個家、兩個世界間作了選擇。在《私語》中她回憶道:“我暫時被監禁在空房里 ,我生在里面的這座房屋忽然變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現出青白的粉墻,片面的,癲狂的”…… “數星期內我已經老了許多年…… “病了半年,躺在床上看著秋冬的淡青的天——也不知到現在是哪一朝、哪一代……”絕望、蒼涼的身影如幽靈般游移在字里行間,也銘刻在了作者的心底。即使用后來的享用生活也始終不能將之抹去,并不時地滑出筆尖。那是心底最深處的聲音——人間之情是如此脆弱,抵不住現實的任何折磨。

張愛玲被父親關禁造成一種孤獨的體驗。Anthony  Storr曾說:“強禁性的孤獨,長時間無法過普通人的生活,會造成永久的損害。”而一個被監禁的人的自述是:“你能想象終身坐牢是什么樣子嗎?你的美夢成為噩夢,城堡化為灰燼,你所想的只是空想,最后你就背離現實,活在一個變形的虛構世界里。你拒絕接受世俗的規范,并且自設標準,以符合自己的小世界。”

張愛玲從父親家的逃跑是一種“叛逆”的選擇,這樣的逆反心理是伴隨著傷害同時形成和積淀的。逆反是對抗、隔離傷害,拯救自己的唯一途徑,是不得不為。可以說,傷害有多深,逆反的情緒便有多強烈。而她在母親的家所感受到的自信的受挫,使她對于所謂主流的、常規的,為理性所規范、馴化的現代社會的合理性——日常生活、待人接物、成為淑女的個人修養——產生懷疑,質疑其意義與價值。二者的疊加加劇了張愛玲對塵封的過去(父親的家)“懶洋洋灰撲撲的活下去”的失望情緒和對不確定的未來(母親的家)“世人原諒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們不會原諒我”的失落情緒,最終導致對于現時和整個人生的“虛無”認定,并形成一種價值判斷:逆反(顛覆、質疑)與去中心化。現實社會沒有接受她“正常”的身份介入,迫使她只能通過建構“自設標準”的“虛假世界”來獲得存在的意義。這種逆反、質疑的姿態恰恰是她的“虛無”的外在詮釋。

 

對張愛玲來說,一個“拒絕接受世俗的規范,并且自設標準,以符合自己的小世界”是“存在”的必要。她通過自己的文學實踐來建構這樣一個“虛構的世界”。而正因為有了這樣“虛無”的底子,在“虛無”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映照下,使她的文學實踐具有了某些與眾不同的“現代性”特質。

她的“現代性”特質之一是“逆反—顛覆”的姿態。

她以切身的經歷,對人與人性的特有敏感和深刻洞察,把自身所受到的傷害化為對人性集體潛意識的邪惡描寫,以再現人的邪惡本能欲望,直指于“人”。

她在寫實主義為主流的大敘述中,一再用反語將小說的場景回到“舊世界”——“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記憶”。她告訴我們“五四”并沒有真正改變什么,只有更壞、更大的破壞、更大的威脅即將來臨。

她筆下的人物“全是些不徹底的人物,他們不是英雄,他們可是這時代的廣大負荷者”。她通過去挖掘被歷史總體性規律性,被理性壓制塵封而陷入邊緣“沉默”的文化現象,以顛覆所謂的歷史的總體性、規律性真理,還歷史以偶然的、斷裂的、被深層結構制約的真實面貌。

她創作的素材恰恰是“五四”之后“西化”運動中被否定、被抹殺的東西,民間戲曲、章回小說、古典詩詞等。李歐梵說:“真正從一個現代的立場,但又從古典詩詞戲曲中找到靈感并進而反抗‘五四’以來歷史洪流的作家,我認為是張愛玲”。

她的第二個“現代性”特質是“質疑—去中心”的邊緣姿態。對人和人性的普遍關注,多數作家仍然遵循著傳統的解釋要求——要在人性中、在語言后樹立本體以及建構符合歷史需要的意義與價值系統,那么張愛玲呢?張愛玲在主流的、常規的,為理性所規范、馴化的現代社會的合理性面前遭遇了自信的受挫,那么如果對所謂符合現實的理性的價值與意義的肯定,也就是否定了自己;何況,“這時代,舊的東西在崩壞,新的在滋長中。但在時代的高潮來到之前,斬釘截鐵的事物不過是例外”,人生既是充滿不確定的,任何意義也都是流動的,試圖尋找或樹立一個永恒“本體”便是徒勞。

為實現其對主流權力話語及解釋系統的意義消解,張愛玲采取了一種“去中心”的邊緣姿態:她關注個體的人與人性并對其作深刻剖析式的展示,卻并不熱衷于探討、尋求、指示“改造”的方法,更不愿承擔“改造民族的靈魂”這樣宏大的歷史命題。她的“虛無”使她始終質疑著一切樹立本體以及建構意義與價值系統的行為。

她對于其筆下的人物及人物世界保有復雜的“中立”立場,她認為:“清堅決絕的宇宙觀,不論是政治上的還是哲學上的,總未免使人嫌煩”。因此她不做截然的傾向性評價以迎合主流的解釋系統與批評原則。她說:“我用的是參差對照的寫法,不喜歡采取善與惡,靈與肉的斬釘截鐵的沖突那種古典的寫法……”她敏銳地捕捉通俗文化中的“日常生活況味”,將“五四”精英們賦予崇高使命——“改造民族的靈魂”的文學藝術歸還給普通的現代都市人,以小市民的“蒼涼”來消解了英雄式的“悲壯”。

 

張愛玲在過去與未來都看到了“虛無”的影子,如果不要“如影子般沉下去”,只能抓住現在了。選擇“世俗”使張愛玲獲救——這既緣自其作為女性作家所普遍具有的對細節的敏感,也是她具有的富于感官、享樂主義的特質所造就。王安憶說:“她對現實生活的愛好是出于對人生的恐懼,她對世界的看法是虛無的。”張愛玲是通過賦予日常生活細節以意趣來遺忘和抵消“虛無”帶來的痛苦與無意義。

張愛玲對“世俗”是享受的。無論是街道上煮南瓜的氣味與“照眼明”的紅色所賦予她的“暖老溫貧”的情感,還是對綠衣郵差騎車載母的莫名感動,無論是“享受微風中的藤椅,吃鹽水花生,欣賞雨夜的霓虹燈”,“還是從雙層公共汽車上伸出手摘樹顛的綠葉”,她充分融入這些“與她共時態,有肌膚之感的生活細節”,體味其中的真善美,使自己獲得審美的愉悅享受。

張愛玲對“世俗”也是超越的。“世俗”并不意味著低俗、惡俗,張愛玲的“世俗”因為有著“虛無”的底子,更具有一種欣賞的超越。在《公寓生活記趣》里,有發脾氣的熱水管系統,有“吵鬧之中又帶著一點由疲乏而生的馴服”的回家電車,有先讀報后送報的開電梯人,可以“搬一把藤椅坐在風口里”閑探鄰居的私生活……”她知道在現實的后面有什么和沒有什么,所以對現實便有了洞察后的寬容,娓娓道來。觀察世俗、體驗世俗卻不以世俗的目光與標準:“為什么我們不向彼此的私生活里偷偷地看一眼呢,既然被看者沒有多大損失而看的人顯然得到了片刻的愉悅?凡是牽涉到快樂的授受上,就犯不著斤斤計較。較量些什么呢?——長的是磨難,短的是人生。”或許正因為領悟了“虛無”,所以才懂得超越,“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張愛玲相信,“人生的所謂‘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現實這樣東西是沒有系統的”。她看到了“虛無”,卻并未被“虛無”所淹沒;她享受“世俗”,卻沒有沉迷“世俗”——她對于人生也同樣追求著“參差”的效果——“當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虛無,便回縮到俗世之中”,“從俗世的細致描繪,直接跳入一個蒼茫的結論”。

張愛玲的“虛無”與“世俗”在對照中共生,是混搭,而非反差。在《更衣記》的末尾,一個小孩在滿地垃圾的小菜場中穿行,騎了自行車,撒開把手,很靈活地掠過了。她寫到,“人生最可愛的當兒便在那一撒手吧?”——是的,在“虛無”與“世俗”之間,或許她一生就在彩排和體味著那一撒手時的掠過吧。

 

 

 

視野

 

 

吳經熊:會通理論與實務的法學大家

汪演元*

 

吳經熊,1899年生于浙江寧波。其父吳傳基為首任寧波總商會經理,家道殷實。6歲起,他開始接受中國傳統式經學教育,并閱讀中國傳統國學經典。9歲時開始學習英文,以后又在寧波紹西學院接收現代西方教育。1916年吳經熊考入上海滬江大學攻讀自然科學。不久在同學與好友徐志摩的相約下,轉入天津北洋大學讀法律預科,但他在北洋大學只讀了一個學期便又返回上海,并于1917年秋進入剛剛創辦不久的東吳大學法科。此時,吳經熊在篤信基督的東吳法科創辦人金蘭的感召下,對《圣經》發生了興趣,接受了衛理公會教堂的洗禮,皈依了基督教。19207月吳經熊以年級最高成績從東吳大學畢業并獲得法學士學位。

隨后,吳經熊遠赴美國密西根大學法學院深造。1921年,以驚人的十個滿分的優異成績跳過碩士而直接獲取了法學博士學位。期間他在《密西根法律評論》上發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法學論文《中國古代法典與其他中國法律及法律思想資料輯錄》,并同時將此文郵寄給當時在美國法界享有盛名的聯邦最高法院霍姆斯法官指教,很快就得到了這位大法官積極而認真的回應。由此,22歲的吳經熊與80高齡的霍姆斯結為忘年之交,成就一段佳話。

1921年,由于卡內基世界和平基金會資助,吳經熊遠赴法國巴黎索邦大學最高法律研究所擔任研究員,研究項目是國際法。不久,他就用法文寫出了《國際法的方法:關于法理批判的論文》,《成文國際法》和《論自然法》三篇論文。1922年吳經熊又前往德國柏林大學,投師于新康德主義法學的創始人施塔姆勒門下繼續從事法哲學與法理學研究。在那里,他詳細地分析和比較了施塔姆勒與霍姆斯二人在法學思想與法學方法論上的差異,并在19233月《密西根法律評論》上發表了論文《霍姆斯法官之法律哲學》。1923年秋,吳經熊重返美國哈佛大學追隨法學院院長龐德研究社會法學。當時龐德教授在美國法學界的影響正盛,其所竭力倡導的社會法學思想很快就吸引住了思維敏銳的吳經熊,并促使他開始關注法律發展中的社會心理因素,并在1924年《伊利諾法律評論》上發表《論龐德的法律哲學》一文。

1924年春天,游學足跡遍及歐美著名校園的吳經熊回到了闊別四年的祖國,被母校東吳大學法科聘為教授,當時年僅25歲。1927年元旦,吳經熊在法學家董康的力薦下被任命為上海公共租界臨時法院民庭推事。同年,東吳大學法科改名為東吳大學法律學院,吳經熊作為“東吳大學最優秀的畢業生”擔任了法律學院的院長。1929年當吳經熊30歲時,又被任命為上海公共租界臨時法院院長。

1930年夏,吳經熊自美國哈佛大學和西北大學講學回國之后,在上海開辦了自己的律師事務所。和他在法理學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榮譽一樣,其律師業務也為他帶來了頗為可觀的經濟收益。此時,吳經熊逐漸把自己的研究興趣轉向了中國法律和法律在國家發展中作用的探討。1933年吳經熊應好友立法院院長孫科之邀請,任立法院憲法草案起草委員會副委員長,同時被指定為憲法初稿起草人。隨后,吳經熊以一個月的時間寫就了一部《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初稿試擬稿》,這就是世人所稱的“吳稿”,共5214條,并在報刊上署名發表,以求公開批評。最終草案中的部分制度設想被吸收進了《中華民國憲法》之中。

1939年,吳經熊被推舉為美國學術院名譽院士。1942年,吳經熊應當時外交部次長傅秉常之邀前往重慶,并隨后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的身份,參與有關“五五憲草”的修訂討論工作。19472月,吳經熊出任中華民國駐梵蒂岡大使,隨后作為中國出席世界人權會議代表團成員,見證了《世界人權宣言》的通過。19492月,吳經熊奉時任行政院院長孫科之命返國,準備接任司法行政部長。然而由于蔣介石退居臺灣,吳經熊尚未就任,并由此萌發退出政界之意。

1949年冬天,吳經熊受聘成為夏威夷大學中國哲學與文學的資深教授。1951年到1966年之間,他又先后擔任了美國新澤西西東大學的法學教授和亞洲學術教授。晚年,吳經熊返回臺灣并定居。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里,吳經熊擔任了中國文化學院哲學教授;1974年起又擔任了該學院哲學所的博士班主任。198626,吳經熊因病逝于臺北,一顆法學之星由此隕落。

概而言之,吳經熊的法學思想可以劃分為前期與后期兩端。前期的吳經熊,因為受到美國現實主義和社會法學的影響,親身參與并致力于中國近代法制的建設,關注現實中的法律操作難題,并因此無暇過多思考法律哲學層面的形而上學問題。不過其由于受到基督教精神和德國求學經歷的影響,還是對自然法學產生了一定的興趣。后期的吳經熊,則因篤信天主教,又因身兼中西文化的兩元,欲透過對東西方法律傳統以及其現代發展變革的觀察與權衡,提出一個跨越東西方法律發展的更高目標,從而構建其以自然法為中心的法律哲學體系。

自從清末中國法律以“務期中外通行”為目標開始正式改革傳統以來,就似乎在向人們昭示:在這個極不尋常的世紀里,要為當時成長起來的一代法律人提供一個跨越東西方的法律活動舞臺。作為一個系統接受了中國式傳統經典教育和西方式法律訓練的法學家而言,吳經熊在他所涉足的各個職業領域里都表現得相當出色,而且在正處于“五千年未有之奇劫巨變”的新型法律體系的創建過程中發揮著他的學識與才華:他既是一位著作等身的著名法學教授,又是一位參與憲法制定的重要立法者;他不僅致力于證明中國文明存在現代法治的引子,還以現代法律對中國社會進行改造;他不僅成功地從事了律師業務,而且作為法官還被譽為“大法官寶座上的所羅門王”。吳經熊是一位成功的法律職業家和原創型的法學理論家,其以卓絕的學識和敏銳的視角,站在世界法學的高度與各國法學名家進行廣泛對話,并通過法律這個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工具,努力在東西方兩大文明之間架橋設梁;而他所追求的方向和目標,就是超越東西方。所有這些,都足以證明:他是一位會通理論與實務的法學大家。

 

 

 

 

正義的審判讓戰爭停止

——看過《東京審判》之后

彭麗云*

《東京審判》講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盟國組成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進行審判的那段令人難忘的歷史。東京審判從19465月開庭,持續到194811月宣判終結,歷時兩年零七個月,最終把東條英機等7名戰犯送上絞刑架,這是中國人在國際舞臺上第一次成功地用法律武器捍衛自己國家尊嚴的故事。

影片最大的特色在于保持了歷史真實感,采用了紀實體與敘事體交織的表現手法,將東京審判的史實與背景一分為二。法庭內為紀實體,主要再現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現場,講述了發動侵略戰爭的法西斯戰犯所受到的正義審判。當百般抵賴滔天罪行的東條英機被問及:如果再有一次那樣的機會是否會再次發動戰爭時,從東條英機口中迸出的卻是冷漠卻異常肯定的回答:“是”! 此時此刻,日本戰犯們的罪行以及思想深處根深蒂固的軍國主義罪惡在自己的話語辯白前,在歷史的真相面前無所遁形。法庭外為敘事體,描述了發生在東京一家小酒館周圍的一連串事件,講述了許多無辜者被戰爭所裹挾,受到了深深的傷害,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慘痛記憶。我們不難感受到在那個特殊時期的日本社會受盡苦難的日本人民及其在東京審判期間“備受煎熬”的真實狀況。

《東京審判》沒有選擇宏大的場面去表現戰爭中的沖突,而是選擇了從細微處著手。影片通過對日本戰后一個普通家庭的描述,將戰爭帶來的傷害從一個個尋常人的視角娓娓道來,將飽受戰爭摧殘下民族與民族之間、人與人之間一種極其微妙而又備受傷害的情感碰撞,真實地呈現出來,這種客觀沉著的冷靜方式所帶來的震撼效果遠勝于聲嘶力竭式的討伐。平凡的人遭受的非凡痛苦讓我們深深地體會到了戰爭的殘酷,歷史的真相也便在這確鑿的話語之中被定格。

導演高群書說:“我們力求表達的,正是對戰爭的思考。正義的審判讓戰爭停止,但戰爭的影響并沒有消失。我們力求達到的,就是讓觀眾的心靈激蕩起來,讓他走出影院時心靈掀起一場風暴。”我們可以借助影像的力量重現歷史,讓曾經遭受到戰爭傷害的人,讓制造戰爭的人,讓那些或被動或主動參與過戰爭的國家以及他們的人民,都深刻的感受到戰爭的殘酷。所有苦心經營的歷史或者文明,都可以在慘無人道的戰爭下失去意義。戰爭,時時伴隨著整個人類歷史的殘酷與悲哀。它的產生和爆發離不開人,或許正是人類參與戰爭本身注定了戰爭的悲劇性,這不僅是某一群人或某一個民族的悲劇,而是全人類的悲劇,因為戰爭帶給人類的永遠都不僅僅是肉體的創傷,容易被忽視的精神上的創傷往往帶著深遠的隱痛悄悄潛伏于人們心中,揮之不去。人類是戰爭的殉葬品,不論戰爭最終結果如何,人類永遠都是輸家。

那么如何讓戰爭一去不復返呢?影片告訴了我們答案:正義的審判讓戰爭停止。二戰后,紐倫堡審判開創了人類史上依據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來審判國家罪行的先例。二戰最偉大的不是勝利,而是勝利者和受害者甘愿刀槍入庫,放棄自古以來處置俘虜的權利,而給迫害者和戰敗者一個公正的受審機會。在紐倫堡和東京兩場世紀審判中,德國和日本戰犯的辯護人都曾以“法無溯及力”的法治原則來抗辯。但檢察官們以國際法中一貫包含著的自然法精神,來論證審判的正當性。這場審判不是戰勝國的舞臺,不是依據某個國家的法律,而是依據那高于一切人間法律的自然法則。正是由于對自然法的敬畏,使一場戰勝國對戰敗國的審判,帶來了二戰后的法治的全球化。然而東京審判之時,當時民國政府的官員以及民眾的民族情緒高漲,很難理解東京審判的意義。國人均以為審判只是過場,因為自古以來,戰敗國就是戰勝國手中的魚肉,“審判”不過是以現代方式,為這種復仇增添一層光環罷了。中國派出的法官梅汝璈先生深知日本戰犯犯下了滔天罪行,為了戰爭中無數的殉難者們,其應該受到了應有的懲罰。但是懲罰永遠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報復行為可能會很解恨,但不一定能伸張正義。審判的真正目的在于讓無論是戰敗國還是戰勝國的人民均認識到戰爭對于文明的毀滅,認識到戰爭對于人性的摧殘。只有當人民覺醒了,只有當戰爭的危害得以真正認識,戰爭才有可能避免,因為我們不希望看到第二次“東京審判”。

 

 

 

投資與市場

譚木匠(HK0837)股票投資價值

李東

萬州有個企業盡人皆知,就是譚木匠。如今,譚木匠已經成為萬州第一家香港上市公司。筆者認為,譚木匠這個公司是個值得投資者關注的公司,其某些特質,可能形成長期的商業優勢,從而支持股價長期上行。對于萬州本地的投資者來說,不要錯過了身邊的機會。

萬州的投資者可能認為香港股市很遙遠,其實,在專業投資顧問的指導下,任何一個會上網的市民足不出戶,也可以購買到譚木匠的股票。互聯網時代,地球變得很小,無論身處何處,只要有一臺電腦,你就可以投資大陸股市、香港股市、美國股市,構建自己的國際投資組合。下面我就對譚木匠這支股票的投資價值進行一個簡要的分析。

 

股價表現:20091229日,香港聯交所當年最后一場上市儀式上,譚木匠控股有限公司正式掛牌,最后報收3.93港元,溢價達52.3%201031日收盤價為3.01元。股價上市后一路下行并企穩,近日有反彈跡象,為中長線投資者提供了較好的買入時機。

 

業績簡報:根據譚木匠在港交所發布的招股預覽顯示,譚木匠2008的營業額已經達到1.087億元人民幣,純利2590萬元,但和2007年相比下跌了38%。而2009年截至6月底, 6個月獲得純利2130萬元,毛利率為58.9%2008年利潤急挫,主要是受四川地震及金融危機拖累,不過今年上半年已經反彈84%

投資建議:譚木匠2009年凈資產收益率將達到38%,當前股價的動態市盈率大約在20倍。相對于其業績和成長性,這個價格并不貴,對中長線持有者,可以買入并持有。

譚木匠股票的幾個優點:

(1)           高品牌附加值產品毛利高

經過17年努力,譚木匠已經形成“中國木梳第一品牌”。在一個技術較為低端的產業里,做出了技術含量,做出了品牌附加值。簡單講,人家一把梳子賣10元,他一把梳子能賣300元甚至更高。因此譚木匠的產品利潤比大多數同行高得多。即使譚木匠公司的內部職工出去單干做出一樣的產品,也賣不到譚木匠的價格,因為他不能用譚木匠這個牌子。

(2)           連鎖體系的擴張性強

品牌獨特性是其連鎖體系擴張能力強的基礎,一是向二三線城市滲透,另一個方向是向海外滲透。隨著我國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帶有禮品性質的高端工藝木制品市場會持續增長。談及未來發展計劃,譚木匠老總譚傳華表示,譚木匠2010年計劃開店200家,其中包括數家旗艦店,同時開發網絡銷售和集團大客戶銷售。下一步,譚木匠部分產品將要走高端路線,除開建物流配送中心、繼續開設“譚木匠”品牌的海外分店外,還將開拓另一子品牌“Tan’s”高檔家居飾品店,到2011年預計開出25家此類門店。

(3)           品牌壁壘高

所謂的高科技IT產業,往往復制起來并不難,近幾年多晶硅產業的大起大落就證明了這一點,一看賺錢,大家都來做,供大于求,價格一下就跌下去了,投資者反被套牢。相反,一種基于口碑和傳統的文化品牌,卻不是“砸錢”能復制的,比如,某機構投資1億做個“李木匠”,仍然不會對“譚木匠”構成什么威脅。這就好比你砸錢10億做個“廣州茅臺”也絲毫撼動不了“貴州茅臺”一樣。真正的品牌,不是拿錢能輕易復制的東西。只有這種有品牌的公司才能抵御市場競爭,長期賺錢。

(4)           品牌擴展性強

     如果“譚木匠”這個品牌叫做“譚梳子”,則該公司投資價值要打不少的折扣。“譚木匠”既然證明他是個好木匠,他為什么就只能做梳子呢?通過香港上市,極大的提升了品牌知名度和資金實力,至少香港股民和一些國際投資者都知道譚木匠了。在此情況下,譚木匠可以把梳子做成工藝品賣高價,為什么不能把家居飾品甚至家具做成工藝品賣高價?如果高端工藝家具這條路走通,譚木匠股價將會有10倍以上的上升空間。想想看,動輒上萬元一個譚木匠衣柜,公司利潤將提升多少?這就跟買車一樣,不怕你貴,就怕你沒牌子,只要有品牌,總有一批“先富起來的人”消費。

(5)           譚傳華是個較為可靠的企業家

未見其人,只能通過媒體的信息“碎片”,分析此人做事風格。從目前搜集到的情況看,譚傳華應該不是那種極不講規則的企業經營者,做事踏實,有耐心和遠見。當然創新開拓精神就不說了,他能用17年開發出2000種梳子就證明了這一點。譚傳華的性格,可以從其語錄上略見一斑:

語錄一:“我們不希望做大公司,我們希望做好公司”。

語錄二:其實從第一家連鎖店建立到現在,我一直在和浮躁較勁。大家都想一舉成名,比比皆是的就是浮躁。對這個問題,我一直在做疏導,我堅持的東西就是———誠實。”

語錄三:“我的梳子還要繼續做下去,我要做全球最好的梳子。”

風險提示:

1)家族企業管理透明度

譚木匠作為一個家族控股的企業,其內控機制是否完善,是否能完全地對投資者負責,這仍需持續觀察。從過去民營企業暴露出的一些案例看,家族企業往往持股較為集中,缺乏外部監督,比起由各方股東共同監控的公司更容易出問題。

2)中高端消費群體的市場容量

譚木匠的產品價格定位較高,從某些門店來看,客流量并不大。因此,在連鎖體系的擴展過程中,二三線城市是否有足夠的消費群體支持其較多的門店,仍有待觀察其后續銷售數據。新店如果沒有帶來新客戶,則帶來新的風險。

3)品牌擴展當中的風險

雖然譚木匠的品牌可以擴展到其他木制品領域,但并不能說從梳子跳躍到木質裝飾品和木質家具的過程中就沒有技術開發風險和市場風險。對此,我們需要持續關注其新產品和新門店的經營狀況。

4)投資是一個隨時可變,持續監控評測的過程

雖然筆者分析了譚木匠的發展優勢,但市場經營瞬息萬變,買入并持有的策略并非一勞永逸。投資者在買入一個股票之后,需要持續搜集該公司發展的動態信息,以加倉或者減倉來駕馭發展中的機遇和風險。如果您沒有時間或者專業知識,建議您聘請合格的投資顧問,協助您在投資活動中,控制風險,獲取長期穩定的投資收益。

 

 

“偵探”必為市場所認可!

何虹東

在了解“偵探”之前,首先應該對以下兩個概念做出區分,那就是偵查與調查。偵查已經上升為一個法律概念,它是指由特定的機關依法在刑事訴訟過程中進行的專門調查工作和采取的強制措施活動。而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行使偵查權的主體已經特定,只能由公安機關、軍隊保衛部門、檢察機關、國家安全機關行使,而其他任何組織、個人不得享有和行使偵查權。

調查,現代漢語詞典對其的解釋是“為了了解情況進行考察”。調查二字在相關法律中早已經提到,但是否就意味它是一種權力,也即調查權和偵查權是否并駕齊驅呢?答案是否定的,調查只能是一種行為而不是權力,更沒有賦予某類具體的組織或者個人。

從法律的層面上來講,偵查是一種權力,權力只能由特定的組織或者個人行使;調查不是一種權力,任何人只要為了了解某種情況,在不侵害其他人的合法權利及國家的強制性規范的前提下,均可實施此種行為。

                          

“偵探”一詞來源于西方國家,在我們國家含蓄的稱為社會事務調查機構。社會事務調查能作為一種經營范圍被相關職能部門予以認可,那么就可以大膽地為從事此種業務的機構作一個定義,就是為社會提供調查服務而收取服務費用的民間專門機構。首先,它是向社會提供調查服務的機構,以此區別于行使偵查權的特定機關及其他社會中介機構;其次,它是提供有償服務,而非無償的服務;再次,它是一種依法注冊的機構,而非個人;最后,必是經有關單位和個人委托從事調查業務的。

以上完全是從學理上對其進行的定義,法律定義是沒有的,那是否就意味此類機構是違法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在我國的私法領域,只要法律沒有禁止的,公民都可以去做;在公法領域,只有法律有規定的,才能去做。可見只要我國法律沒有明文禁止,并且這項服務又能為社會所接受,那么相關人就可以去做。從其它角度上來講,此類服務同樣有其存在的理由:一,從民商領域講。大家都知道,在我國打官司主要是靠證據,而證據的提供原則是“誰主張,誰舉證”,也即由訴訟當事人來提供證據證明自己的主張是否成立。當事人可以自己取證,也可以委托他人收集證據,而此處的他人包括律師、社會調查機構等。二,從刑事領域講。我國的刑事案件分為公訴案件和自訴案件,公訴案件的舉證責任主要在相關的司法機關,而自訴案件按照法律的規定,必由當事人提供一定的證據后法院才能立案受理,如此當事人必須去收集證據。而他們在沒有能力、沒有條件進行證據收集的情況下同樣可以委托社會的調查機構幫助其完成應獲得的相關證據。

社會調查機構的法律地位及屬性是不容質疑的,最重要的是如何確保調查機構幫助當事人獲取的證據是否合法、是否恰當、是否真實的問題。在這個新的服務行業,如果連最基本的誠信都沒有,給客戶的服務是虛假的,那無疑是自掘墳墓。根據相關的法律規定,只要不違反法律禁止性的規定,不違反社會公共利益及道德,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所獲取的證據是合法有效的。所以在收集證據的過程中做到實體合法,程序合法,這樣的證據是能被法院采信的。

                      

那么社會事務調查到底調查些什么呢?從廣義上來講,只要客戶有需求的東西,在不違背法律的前提下,均可以為其提供調查服務。但是這樣的調查服務是毫無特點,利潤也是極不不穩定的,也容易產生一些矛盾,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所以我們應該為達到了一定規模,或者資信良好的企業或者組織提供調查服務,形成長期的、友好的、共贏的合作關系。當然在企業創業初期,我們并不反對為個人提供相關的調查服務,相反,在創業初期為個人提供服務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作為一個企業,必須得具備長遠的戰略眼光。所以其服務應該由小到大,由個人到企業,由無利到有利。

借鑒國內成功的調查公司,它們的調查服務一般分為兩大板塊,一個是為企業服務,一個是為個人服務。為企業提供的調查服務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資信調查。包括被調查對象的資產情況,法人的背景及信用狀況、股東的背景及信用狀況、履約能力、商業歷史等。2、資產追蹤調查。指訴前或訴后或在實施商業行為前對債務人或者商業對象的資產狀況、資產流向作實地調查。3、保險索賠款。指對被保險人或者保險利益人的保險索賠要求進行現場實地的調查。4、反不正當競爭。針對競爭對手采取不正當行為時的調查。5、雇傭資質背景調查。對被調查對象的學歷、工作經歷及表現、品行、聲譽及信用、家庭背景、不良記錄、個人忠誠度等的調查。6、競爭對手的商情信息收集。7、其它。為個人提供的調查服務主要有:1、婚外情調查。對有過錯的家庭成員一方提出索賠或追其刑事責任時的證據收集。2、其它自訴案件的證據收集。3、尋人索物。即在相關職能部門暫時不能或不便行使職能時委托社會調查機構展開工作。

                       

目前的中國偵探市場是非常特殊的,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仍然處于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2、市場調節的杠桿作用不是最主要的;3、官商勾結、錢權交易非常普遍;4、各地區仍然有貿易壁壘的存在;5、資源分配不公,等等。所以在目前中國特色的市場環境下,完全靠市場來規范市場主體、提供商業機會、讓主體依靠市場規律來自主競爭是不現實的,而恰恰在此時滋生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關系經濟。此處的關系指的是市場主體同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相關領導及握有實權的公務員之間的聯系程度。這種關系經濟從司法層面上來講更容易導致腐敗的產生,嚴重影響我國的經濟建設,在此不作深述。從市場競爭的角度來講,它是不利于市場發展的,損害的是更多市場主體的利益。誰都知道,有競爭才有發展,在沒有競爭時,企業發展壯大只能達到一定的程度,當其跨越本行政區域,或是參與國際市場的競爭時,它的優勢又在何處呢?可以說此時人才又決定了企業的發展。試想,一個在母親百般疼愛下長大的孩子的適應能力會有多強呢?此乃不利的原因。那么對整個市場又有什么損害呢?不言而喻,當人人發現關系經濟有利可圖時,人人都會走關系經濟之路,到時破壞的是整個市場,遭殃的還是企業。以上所論,其實只想說明一點,關系經濟只能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或者說只能是資本的原始積累時起過一定的作用,最終還得靠誠信來維持的市場經濟才是真正的自由市場經濟。

自由市場經濟更多的是誠信經濟。誠信只是兩個字而已,真正的誠信經濟則是需要更多的制度、規范來指導這個市場正規有序地發展。但可悲的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已經幾十年的前提下,真正完善的信用體系還沒有建立,這也就給不少不法之徒制造了機會,他們利用制度上的漏洞制造許多不對稱的信息,使不少企業個人上當受騙。建立系統的誠信體系是政府的職能,也是政府的服務內容之一,也即動用公權利為市場主體營造一個良好的氛圍。現實的問題是此種公權力營造的體系難以有效地保障市場主體的權益,在此情形下,一些市場主體在不違法的前提下,尋求私力救濟,即靠自身的力量或者社會其他力量來捍衛自己的權利,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了。

作為一個企業,從它成立的那一天起,風險就伴隨著它了。據某位專家講,企業的風險有以下幾大類:經營風險、法律風險、資產風險及信用風險等等。但我看來,最大的風險不是以上幾項,而是意識不到以上幾項風險的存在才是最大的風險!試想一個嬰兒生下來后卻不知道吃奶會是什么后果!

現今的社會也是一個信息社會。誰先攝取信息、掌握信息,并為之所用,那么他就比別人先跑一步了。現今的信息渠道也是多方面的,信息滿天飛,誰真誰假呢?信息真,用好了,能助我大展宏圖;信息假而用了,對一個企業也可能是滅頂之災。所以任何一個企業都應該有內外兩套風險防范體系,對任何新信息都應該重視并予以審查,既然風險防范體系要建立,那么風險防范服務體系也應該建立,這就是市場需求,有需求必有服務!

 

 

 

 

 “偉大”的動機

姜欽峰

《水滸傳》讀過許多遍,每次讀到朱仝被自己人逼上梁山時,總是忍不住后背發涼。第五十回:“插翅虎枷打白秀英,美髯公誤失小衙內。”美髯公指的就是朱仝,書上描寫他“貌如重棗,美髯過腹”,其實就是個山寨關公。此人原是鄆城縣馬兵都頭,專管擒拿盜賊,后因利用職務之便私放人犯,被刺配滄州牢城。

滄州知府見他一表人才,氣宇軒昂,于是將他留在府中,照顧自己四歲的小兒子。朱仝本是階下囚,卻幸運地在知府大人家做了保姆,因此感恩戴德,每天盡心盡力照顧好小衙內,雖說在服刑,日子倒也過得逍遙自在。不成想,好日子沒過幾天,卻被李逵一斧子劈掉了。

  朱仝與梁山的淵源極深。在鄆城縣當刑警大隊長時,盜賊沒見抓過幾個,人犯倒是私放了不少,先后放走了晁蓋、宋江、雷橫等朝廷要犯。毫不夸張地說,假如沒有朱仝,就不會有晁蓋、宋江領導的梁山事業。如今兄弟落難,梁山好漢焉能坐視不理,于是軍師吳用親自率領李逵等人下山,秘密潛入滄州,準備迎朱仝上山入伙。

  哪知朱仝根本不領這份情,堅決不肯落草,人家另有打算:“一年半載,掙扎還鄉,復為良民。”人各有志,本來不必勉強,但是李逵為了斷其后路,一板斧把四歲的小衙內劈成兩半,小衙內是朱仝帶出來的,如今人沒了,朱仝走投無路,只好長嘆一聲,逼上梁山。

  簡直不可思議,梁山好漢為達目的,竟然不擇手段,連自己兄弟都可以栽贓陷害。這也就罷了,一個4歲孩子又做錯了什么,就這么無辜送了性命,手段之殘忍令人發指,這算哪門子好漢行徑?提到這段,不少人都指責李逵嗜殺成性,其實李逵只是個執行中,奉命行事而已。當朱仝指責李逵濫殺無辜,要跟他拼命時,李逵大怒道:“晁、宋二位哥哥將令,干我屁事!”李逵口無遮攔,不小心說出了真相,此次行動其實是有計劃的組織行為,梁山好漢從上到下,沒有一個人認為這種做法有何不妥。

  同樣的手段也用來對付霹靂火秦明。梁山好漢攻打青州時,秦明不幸被俘,宋江等人用甜言蜜語進行策反,秦明堅決不從。于是宋江叫眾人將秦明灌醉,然后派人假扮秦明,連夜帶兵攻打青州府,沿途故意燒殺搶掠,殺死無辜百姓不計其數。青州知府不知有詐,一怒之下把秦明一家老小全部殺光,并拿秦明妻子的首級示眾。秦明百口莫辯,只好上山落草。

  可憐秦明,被宋江害得家破人亡,居然認為這是好意:“你們弟兄雖是好意要秦明,只是害得我忒毒些則個,斷送了我妻小一家人。”當朱仝被陷害上山時,也說道:“是則是你們弟兄好情意,只是忒毒些個!”這就奇怪了,秦明和朱仝明明是受害者,不想報仇也就算了,反而心懷感激,莫非被洗了腦?行走江湖靠的就是義氣,梁山好漢親手陷害兄弟時,卻覺得名正言順,這又是為什么呢?

  因為梁山上豎起了一面杏黃旗——“替天行道”。有了這個偉大的動機,梁山好漢的一切行為都獲得了道德豁免權: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劫富濟貧是替天行道;殺人放火,濫殺無辜,同樣是為了替天行道,因為做大事者可以不拘小節。有了這個偉大的動機,區分正義與非正義的唯一標準,就是對梁山事業是否有利。凡是對梁山有利的,都是正義的事業,絕對不容置疑;凡是反對梁山的,就是反對“替天行道”,全體共誅之。
  因此可以理解,為什么宋江不以陷害兄弟為恥,反以為榮,還得意地說:“不恁的時,兄長如何肯死心塌地。”因為他在為梁山網羅人才,是為了壯大梁山事業,手段雖然下三濫,但動機是高尚的。與這個偉大的動機相比,任何人都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任何犧牲都是必要的、合情合理的。因此,朱仝和秦明即使遭受陷害,也不能懷恨在心,四歲的小衙內,秦明的一家老小、青州不計其數的無辜百姓,都應該理所當然地為它殉葬。

    古往今來,任何偉大的動機都要用口號的形式布告天下,“替天行道”就是梁山的口號。遺憾的是,越是動聽的口號,可信度往往越低。太平天國的口號是:“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保暖。”事實如何呢?洪秀全后宮妻妾成群,多得記不清名字,只好以編號來稱呼,如“第八十八妾” 。而天國的老百姓是不允許有老婆的,嚴格實行男女隔離制度,嚴禁夫妻同居,發現就是死罪。

口號是用來喊的,最要緊的是響亮動聽。至于能不能執行,要不要執行,則是另外一碼事了,反正文件上只能這么寫,會上必須這么講。能說的往往做不到,能做的往往又不能說,謊言越大越有人相信。宋江深諳此道,于是扯起了“替天行道”這面大旗,受騙的不只是大宋百姓,還有那幫跟隨他的生死弟兄。李逵就是典型的受害者,他從未懷疑過梁山事業的正義性,以為砍人就是替天行道,結果不幸淪為殺人機器。
   
要做官殺人放火等招安,這才是宋江造反的真實動機。即使宋江與朝廷對抗,也不過是為了多拿籌碼,撈取更大的官職而已。軍師吳用一語道破天機:“殺得他人亡馬倒,夢里也怕,那時方受招安,才有些氣度。”替天行道,只是一個美麗的傳說。忽然想起弗里曼說過的話:“世上只有偉大的動機,沒有偉大的人。”

 

                                      原載《雜文月刊》2010年第3期(上)

 

袖珍讀書筆記七則

                                       曹澍

       120世紀初,美國知識分子女性中一半人終身不嫁。上流社會婦女認為:生第一個孩子屬于正常,生第二個孩子是事故,生第三個孩子則是不幸,而生第四個孩子是悲劇。如今發達國家人口大都是負增長——以德國為例,現有人口8200萬,預計2050年,將減少百分之十左右,即7200萬。發展中國家正好相反。中國傳統文化還有什么“多子多福”之說,更加落后。如今有些所謂的學者叫嚷:放開第二胎吧!當年,毛澤東批判馬寅初先生,多生了三四億人,成為發展的包袱,直到今天,全國人民還在為他的錯誤買(埋)單。難道你看不見嗎?美國發展到今天,只消耗了各種資源的百分之二十,而我們呢?

    2、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保爾說:狄更斯最優秀的作品出在24--26歲之間。以后的狄更斯就是自己抄襲自己了。中國的許多作家也是這樣,尤其是小說家和劇作家。自己沒有優秀作品的就去抄襲別人的。

    3、老曹回憶看過愛情小說、電影不外乎兩類:一是現實生活中最常見的愛情,二是現實生活根本不可能有的愛情。人們更愿意看的是后者,如《泰坦尼克號》。常見的愛情都多多少少加了點三聚氰胺,大都不十分好看。如若不信,看看自己的婚姻、想想父母的婚姻、放眼旁觀親朋好友的婚姻就知道了。

    4、很多年前,李敖說過這么一句話:神話有三種,第一是盤古開天地。第二是臺灣獨立。第三是臺灣反攻大陸。老曹也學一把李哥哥:今天的神話也有三種......至于哪三種,我不告訴你。你自己想去吧。

    5、托爾斯泰的另一面——托翁的性欲大概是俄羅斯作家中最強烈的,從年輕時直到81歲去世。他經常光顧妓院,除了妓女,他還找吉普賽女郎、高加索姑娘和自己莊園的漂亮的農奴姑娘。還染過好幾次性病,他給他哥哥的信中說,“性病是治好了,但是水銀的副作用讓我遭受了說不出的痛苦。”對他的放蕩頹廢的生活方式,屠格涅夫是這樣描寫的,“整個晚上都在喝酒比賽,與吉普賽人打牌,然后像死人一樣,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二點。”30年前,我看《復活》時,就懷疑勾引瑪絲洛娃那“活”是作者干的,否則,他怎么寫得那么好啊。

    6、文革后,聶紺弩的夫人周穎拿到了可以為聶紺弩平反的文件,非常高興,一面看一面說:“有了這個文件,事情就好辦多了,咱們的問題都能解決了。”周穎要聶紺弩看,聶不但不看,還譏諷周穎:“見到幾張紙,就欣喜若狂了。等平反的時候,該感激涕零了吧。”看到這,老曹想起歌唱家關牧村的故事。文革中,關牧村的歌已唱得非常好了,被稱為華北地區最好的女中音。但因為家庭出身問題,沒有一個文藝團體敢招她。毛澤東死后,她被某歌舞團招為歌唱演員,很快就出名了。當記者誘導她該感謝誰感謝誰時,她斷然地說:“我誰也不感謝,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早就出名了。”

    7、讀李春雷先生的名篇《夜宿棚花村》,覺得倒數第四自然段起了畫龍點睛作用,把整個文章抬起來了——“夜已經靜下去了,躺在小村堅實的土地上,擁臥著油菜秸散發的香氣氤氳,我反而睡不著了,總感覺有一種聲音在耳畔回響著。我知道,那是小村的脈搏,那是小村的腳步聲,那么渾厚、有力、齊整。......他們牽著手,正一步步地走出災難,走向陽光......

 

                                           原載《光明日報》2008628

 

 

隨筆

 

散文二題

鄭文燮*

在魯迅先生故居

或許是一種機緣,或許冥冥中的感召,純屬偶然,我在暌隔三十余年后,又回到了北京,時間是二十世紀末端,時令在歲暮。北京城市的變化之大,幾乎使我難以辨識,先前熟悉的街衢大都不知所往,連僻野荒郊的阜城門外都鱗次櫛比的建起了高樓。我要尋找的舊地是阜城門內西三條胡同的魯迅故居。拐了幾條胡同,周遭都是用紅顏料刷寫的,加了醒目圓圈的“拆”字,好在魯迅故居的門匾還在,尋找起來還不甚費事,只是在陰晦的冬日顯得突兀而孤獨,冷清的小四合院落依然冷清!

魯迅在北京生活了十余個年頭,一共搬了三次家,“家”,這個詞語對于魯迅先生來說或許并不確切,他一生或許都沒有過“家”,魯迅是孤獨者。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中華民國建立,魯迅從故鄉浙江的紹興到北京的教育部供職,在教育部做“僉事”,夜晚回到他寄居的紹興會館,在冷冰的屋子里百無聊賴,靠研讀佛經和抄寫古碑打發時日。錢玄同來看望他,希望他給《新青年》寫點文字,魯迅用疑惑的目光看著錢玄同,說:“寫文章有什么用處!”這個在推翻滿清封建專制王朝的辛亥革命中激進的青年對“革命”感到失望。他說,以前我是奴隸,現在我是奴隸的奴隸,“革命”了,“維新”了,世事依然還是原先的老樣子。1926318日,他任教的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學生劉和珍等在向段祺瑞執政的國務院和平請愿時慘遭槍殺,魯迅先生滿腔激憤,寫了《紀念劉和珍君》的文字,說:“三月十八日,是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青年學生無端的流血,使思想者的魯迅由《吶喊》到《彷徨》。

魯迅是周家的長子,對家庭更多一份責任。他到北京以后,把母親、妻子朱安從故鄉紹興接到了北京,連同從日本留學回國的周作人及他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及子女,住進了他在西四八道灣購置的新居、一所寬敞豁亮的三進大四合院。不久,周氏兄弟反目,魯迅不得不搬出八道灣,另覓居處。他用一本書籍的四百元版稅,在阜城門內西三條胡同買了一所小四合院,也就是現在魯迅博物館的所在地。

四合院實在太小!院子里種植的兩棵白丁香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空間,似乎再也容納不下幾個人物的活動了。周遭的幾間小屋,一間做了書房,一間住著一位女傭,另外一間北屋住著魯迅的母親和妻子朱安。母親和妻子的木床相對而立,床上掛著白夏布的蚊帳,都是老家帶來的舊物,魯迅在母親和妻子的住室連通了一個長條形的小間,戲稱“老虎尾巴”。魯迅在這“老虎尾巴”里寫作和住宿,室內僅一床一桌一椅而已。床是單人的板床,兩條長凳上橫駕著一塊木板,褥子是單薄的,被子是陳舊的,有著小點藍花的布衾,床上用竹竿掛著一副發黃發灰的夏布蚊帳。書桌緊傍的白墻上掛著一個鏡框,里面是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照像。“陰冷”、“悲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孤寂的魯迅先生相互注視,有話要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經受過死神的洗禮,是從沙皇的絞刑架上走下來,在執行死刑的最后一刻,才被“赦免”,幸存下來。

那天天氣陰霾、沉郁,像要下雪的樣子,我在魯迅故居呆得很久,大約是我太專注、太虔誠的目光吸引了講解人員、一位和善的中年女性,她打開“游人免進”的門扉,“破了例”,讓我進入先前只能隔著玻璃窗看到的內室,這樣我就真切的觸摸到了“老虎尾巴”,尾巴墻上掛著的那幀陀思妥耶夫斯基陰冷的照像。我在魯迅先生曾經沉思默想的藤椅上坐了一會兒,望著窗外的景致,一座依然不大的荒蕪的園子,園子角落里有一個石頭的井欄,據說這井水實在苦澀,不能飲用,只能用來澆灌園中的幾顆棗樹,也就是魯迅先生《秋夜》中劈頭所說的“在我的后園,可以看見墻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在我還是中學生的時候,我就在課文中讀到了魯迅先生的這篇文章,我曾向教課的語文教師請教過這句話的意思,教師支支吾吾,也未說出個所以然來。其后很久,我都未曾明白魯迅先生寫這句話的深意,而現在,身臨其境的我感悟到了魯迅先生孤獨、寂寞和無奈的心境,魯迅先生說過的“希望本無所謂有,也無所謂無”呢?說過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呢?……

走出魯迅先生故居,天上紛紛揚揚下起了雪,二十世紀末端歲暮、北京的第一場初雪。踏著落了遍白茫茫的土地,我在近傍的一條胡同口,找了一家小店鋪,喝了兩碗羊雜碎湯,全身頓時燥熱起來。

 

書的記憶

 

我對于書的最初記憶,還是少不更事的孩童時候,那時還不認識字,家里有一個精致的木匣子,里面裝著兩本書,一本綠色封面,沒有裝飾,書名豎排于中間;一本封面絳紅色,右上角有幾位似坐似走、似喜似嗔、墨色的人物剪影,有抽象的意味。后來知道那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從國外傳播過來的木刻。有別于中國的傳統人物繪畫。我曾經翻看過書的內頁,沒有發現一幅插圖,頗有些失望,不同于我曾經見過的繡像《三國》、《水滸》和《三俠五義》、《荒江女俠》之類的武俠書籍。到后來,父親告訴我那本綠色封面的書是《周作人文集》、絳紅色封面的是魯迅小說集《彷徨》,兩書的作者是同胞兄弟,他們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嶄露頭角的作家,成為了新文學的符號。郁達夫談到周氏兄弟時贊不絕口,覺得《五四》以后,文章最好的,還是魯迅與周作人,胡適也有過類似的看法。

父親是喜愛讀書的,尤其是對于新文化的書刊情有獨鐘,但這兩本書并非由他購置,而是從鄰居的金氏人家調換來的。金家先前大約是鐘鳴鼎食的書香人家吧,后來衰敗了,到我記事的時候,鐘鳴鼎食當然不見,只是還散落著一些書籍,然而書已不多,也不是顯赫的置放于紫檀、紅木類的書櫥里面,顯得有些萎頓、凄涼。線裝的古書我是沒有見過,所見到的是《五四》以后的書刊、國內外的小說名著,也沒有坊間流行的武俠神怪、稗官野史之類的雜著。那時我剛上中學,金家兄弟與我的年齡相仿佛。我去他們家時,金家老大正捧著俄國作家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閱讀,學校里的同學曾經賜給他一個“托爾斯泰”的雅號,大約與他酷愛托氏作品有關。不過金家老大最后沒有成為托爾斯泰,他沒有田產分發給農奴,只是與晚年的托爾斯泰一樣凄涼地離家出走。大饑餓的年代,他悄然西去,隨著盲流的隊伍到新疆就食。我也不知道他是否帶去了那部他一直珍愛的《戰爭與和平》沒有!

中國傳統的讀書人歷來對于書籍是珍愛的。明朝時候,浙江寧波的天一閣藏書家范氏,制訂了“代不分書、書不出戶”的家規,即使是同族的女性也不能夠登樓閱讀,比族規還要嚴厲。衰敗的范氏后代子孫似乎也沒有將藏書變賣的先例。金家雖然與天一閣的范氏不能相比,但在S鎮確是頗有名望的書香人家。

一個蕭瑟寒冷的冬日,快要過年的樣子,金家在外地教書的金老師拖著疲憊的腿腳、兩手抱著一雙兒子回到了S鎮。在外地教書的金老師似乎并不順利,到處受到排擠,失業了好一陣子,最后連親生的兩個幼兒都無法養育,只得送回老家。他老家S鎮的妻子未生育過,不識字,但識大體,將丈夫帶回來的一對由別地婦人生育的兒子視同己出,撫養長大。過年以后,丈夫依舊外出謀生去了,開初的幾年還有音訊,也有些錢物的接濟,到后來,既無錢物寄回家里,連音訊也杳然不知。

金家在鄉下素無田產,鎮上又無營商的經驗和手段,度日的艱難可想而知,鄰居深夜醒來還能聽到荒雞的啼叫中混合著的嗚嗚的紡車聲音。斷了接濟的金家開始靠變賣衣物、家什度日,到后來家徒四壁、一無可賣的時候只得變賣家里的藏書,或用以調換食物,聊以度日。金氏也知道這些書籍都是丈夫珍愛一再叮囑保管好的。

金家的遭遇大約對我的父親很有些激刺。到我后來喜愛文學,珍視書籍,高中畢業后,去北地求學,企求走一條文學的新路,父親總有些惴惴不安。然而,我對于文學的選擇,或許有金家的影響,于我幼時見到的魯迅、周作人的著作有關。我是父親的長子,父親對我失望以后,到他最后的一個兒子、與我的年齡參差頗大的小弟弟上大學時,父親無論如何要他選擇務實的工科,去做造橋鋪路的工程技術。在我依稀的記憶中,父親曾向我講過魯迅先生對兒子的遺訓(亦有普世價值)“倘無才能,不如尋點小事做做,萬勿做空頭文學家。”西方的一位哲學家說過:“兒時的激刺,于人的一生影響頗大。”這或許是冥冥中的宿命安排罷。

 

*作者系重慶市作協分會會員。

 

 

 

 

假如我是一只跳蚤

連載之三

陳繼才

我們把自己設想為一只跳蚤,把要跳出杯外當成我們的目標,在杯子外面,有很多美景,有很多機會,跳出杯子是我們的追求,是我們的夢想,我們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要跳出這只杯子。當然這只杯子很大,才容得下許多人。我們設想它有一個廣場那么大,一個人就是這個杯子中的一只跳蚤,因此要跳出去也并非一件易事……          

 

5

當我們費盡了千辛萬苦,終于跳出了杯子之后,我們又要去到哪里呢?我們是不是還要進入另一個杯子呢?有人要說,既然我們費了那么大的努力,花了那么大的代價,就是為了要跳出杯子,現在好容易跳出來了,又進杯子干什么?不進了,不進了!我們要說,那是不成的。因為問題是:我們能去到哪里呢?既然杯子無處不在,你除了去另外一個杯子之外還能去什么地方呢?米蘭·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開頭講了一個故事:一個酷愛自由的捷克人,花了多年的時間,費盡了周折,終于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拿到了出國簽證,當移民局的官員指著地球儀問他:你要到哪里去?他把地球儀轉動了一周,竟然愣住了,問道:還有沒有別的地方……

遺憾的是,我們沒有第二個地球可以去了。即使有,我們去到那里之后,又能怎么樣呢?是不是真有陶淵明所說的那種世外桃源呢?我們認為不大可能。在人類的蒙昧時代,人們相互之間沒有太多的交往,秩序和法律顯得不是那么重要,但當人們的交往愈來愈多,生活愈來愈社會化的時候,秩序和法律(規則)就成為必不可少的了。為了維持一定的秩序,就產生了一定的規則,對人們的行為加以約束和限制。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什么事情必須做,不是由個人說了算。這便形成了我們所說的某種意義上的杯子,或者說是一個網,將人們籠住了。所以說,絕對的自由是沒有的,除非是魯濱遜一個人在孤島上。當有了第二個人(一個奴隸,名叫星期五)的時候,魯濱遜便要支配他,以行使自己作為主人的權威。不平等便產生了。有人要說,在世外桃源里,人們之間不存在主仆的關系,大家都是主人,所以沒有不平等。我們要說,人們之間不存在主仆之分,但有智力的高下、能力的大小、體格的強弱之分,這個你不會不承認吧,因為人不可能是完全一樣的。當強大者與弱小者手里拿的東西完全一樣的時候,或者說他們只能獲得相同的利益的時候,除非有一個更高的權威來約束他們,否則強大者是會搶奪弱小者手里的東西的。于是,世外桃源里沒有爭斗、沒有約束與被約束、服從與被服從的關系也就不存在了。這個圈子也就成了同我們所有的圈子一樣的地方了,所以我們說,“走遍天下一個道理”,毛主席說,“寰球同此涼熱”,都是這個意思。即使我們到了另一個星球,也是如此。除非去的是一個人。而一般人是不愿意一個人去某個星球生活的,即便他可以宣稱自己是這個星球的主人。也許有人會說,誰說沒有人愿意去,我就愿意去。我們要說,在我們的這個地球上還有許多孤島,你去孤島好了。因為一個人在一個陌生的星球上,不啻于是在一個孤島上。反正在孤島上也沒有什么人會來打擾你,你盡可以把其他地方的人當作不存在好了。但人們最終不會選擇一個人去孤島生活,所以還是會選擇在某個杯子里生活。這就是我們說某個人一生都在想法跳出杯子,他也確實有幾次跳出了杯子,但最終還是在某個杯子里的緣故。

如果有人對這個說法還不大明白,或者說對這個說法還不大滿意的話,我們將在以后的時間里繼續加以說明。

6

當北美的十三個英屬殖民地要宣布獨立、脫離英王統治的時候,我們為什么不能把它看成是殖民地人民要跳出英王所建造的這只殖民大杯呢?英王對殖民地人民進行野蠻的剝削和掠奪早就激起了殖民地跳蚤們的不滿。當有一批杰出的跳蚤(華盛頓、杰弗遜、富蘭克林等)領頭的時候,它們果斷地跳出了杯子。但接下來就面臨了我們上一節所說的問題。既然杯子是個束縛人的東西,那么還要不要它呢?爭論了很久。它們最后決定建立一個不那么鋼筋鐵骨(高度集中)的、結構較為松散而低矮的杯子(聯邦)。說它松散,因為每個州都有自己獨立的立法、行政、司法權,中央并不高度集中;說它低矮,因為聯邦依據天賦人權學說賦予人民較多自由,杯子不顯得過高。處在這種杯子里的跳蚤們可以自由地跳進跳出,充分發揮它們活蹦亂跳的本性。這種活蹦亂跳可以看成是創造力的表現,也可以看成是放任自流的表現,就象人們可以自由購買和擁有武器槍支,因而增加了不安全感一樣。關于這一點是好是壞,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自有他們的參眾兩院去爭論,我們不越俎代庖。

我們要說的是,杯子畢竟是杯子,它最終是要束縛人的。美國這只杯子也并不真的很美。它從一開始就表現出杯子的局限性。它竟然保留了奴隸制度,把那些黑人跳蚤們壓在杯底不讓翻身。這是違背人性的,所以當有人美化奴隸制度時,一只偉大的跳蚤——林肯總統駁斥說:“盡管有人說它(奴隸制)是一個十全十美的東西,但是我們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人心甘情愿使自己成為奴隸以便從中得到好處……”他終于廢除了奴隸制,幫助黑人跳蚤們跳了出來。

美國杯子的民族桎梏還體現在對當地土著居民的迫害上。美國白人本是從英國杯子里跳出來的跳蚤,他們本該明白杯子里的苦處,但當他們自己建造了杯子之后,他們很快好了傷疤忘了痛,把有色人種踏在杯底供自己彈跳。據卡爾·桑德堡所著的《林肯傳》(云京譯中文),美國第七任總統、綽號“老胡桃樹”的安德魯·杰克遜成為屠殺印第安人最多的人,是一只兇惡的跳蚤。

美國當今的跳蚤們跳得更遠,它們跳向了世界各地。固然他們的杯子有許多與眾不同之處,但我們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不管他們的杯子有多好,有多完美,也不能強加于人,要求別人都建造他們那樣的杯子。因為各國人民都有建造自己杯子的權利,至于選擇何種材料,何種結構樣式,似應以自己的意愿為宜,不宜強迫和包辦。

7

在世界舞臺上可與美國杯子相媲美的還有法國杯子。后者的歷史比美國要長得多,可以上溯到查理曼帝國時代。但我們不說那么遠,我們只從波旁王朝的鼻祖亨利四世說起。亨利四世本是比利牛斯山的一個小公國的國王。當時的國王很多,就象我們的撲克牌里一樣多(KQJ都是,還有大王小王,我們要說的亨利四世的畫像就跟撲克牌里的老K差不多),亨利四世繼承了法國王位以后,實行宗教寬容政策,統一了法國的政教,結束了歐洲三十年的宗教戰爭,聯合英國伊麗莎白一世女王打敗了西班牙無敵艦隊,奪取了海上霸權,為以后的海外貿易和殖民統治奠定了基礎。所以亨利四世所建造的波旁王朝這只杯子規模是不小的。在他的后代路易十一、路易十四手上又得到了擴張。但到了路易十六手里,封建貴族專制也同我國的明王朝一樣,走到了極端。偏在這只杯子里又出了一批偉大的啟蒙思想家,他們在對封建專制進行無情批判的同時,為人類的未來描繪了一幅幅宏偉的藍圖。這些偉大的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等)的著作“充當了路易十六斷頭臺底座上的基石”(亨利·特羅亞《風流女皇》)。起來捅破杯子的跳蚤名叫羅伯斯庇爾。從此世界開創了一個新紀元。

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引起了歐洲各國君主的仇視,他們組成了反法同盟,要把革命政權扼殺在搖籃里。但他們遇到了更強大的對手,法國出了一只巨大的跳蚤——拿破侖,他讓歐洲的某些君主幾乎陷入滅頂之災。

在跳蚤與杯子的故事中,拿破侖帝國的這只杯子雖只存在了十幾年,但相比波旁王朝兩百多年的杯子它更顯得熠熠生輝。它撞破了歐洲不少老舊的杯子,為其注入新的內容。在它存在的十多年間,它曾讓歐洲各國的老舊杯子感到深深的震顫與不安。拿破侖杯子的世界性影響還體現在它的法律制度上。《法國民法典》是這只杯子中最為壯觀的景象之一。直到兩百多年后的今天,它所確立的許多原則仍然是大陸系各國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兩性”話題之一:

閉一只眼的婚姻

尹恒

有人說愛情和婚姻是一場 “看不見硝煙的戰斗” , 戀愛是斗智斗勇的 “游擊戰” 。

時間是愛情最大的殺手, 它可以鈍化感覺、 磨滅記憶,它還可以使原本心旌搖蕩的熱戀男女變成后來無動于衷的冷漠路人,曾經的刻骨銘心變成了后來的麻木不仁,連最讓人難以忘懷的感覺, 曾經最愛的他才華橫溢,婚后卻怎么看都覺得他華而不實;曾經最愛的是他風度翩翩, 婚后卻越來越覺得他俗不可耐;當初愛他的超凡脫俗, 現在怎么看都不對了……讓丈夫最不能忍受的是:有業余愛好, 妻子說你不務正業, 沒有業余愛好, 妻子說你缺乏情趣; 下班早回家, 妻子說你不像個男人, 晚回家, 妻子說你有了外遇; 掙不到錢妻子說你笨, 掙了大錢妻子說你肯定會變壞;升職了, 妻子說你與女上司關系好, 遲遲沒有晉升, 妻子說你是飯桶外加窩囊廢……

生活的瑣碎、 雞毛蒜皮, 讓風花雪月的愛情變成了飽經滄桑的婚姻, 于是一些新潮的、 “不甘墮落” 的男女在一聲嘆息中,互道 “拜拜” , 各奔前程;而另一些被婚姻生活折磨得筋疲力盡的男女, 則“懶得” 離婚, 繼續在這樣的境況中, 拼命的消費著已經不再是花樣的年華……

愛情并不都美好, 婚姻也并不都無奈。失敗的愛情各有各的原因, 幸福的婚姻各有各的妙方, 只要是投入地去愛了,這種愛,管結局如何, 過程都值得回味和贊美。

愛一個完美的人并不難,愛一個有缺點的人卻很難, 長久的愛一個這樣的人更是難上加難。而惟其如此,感情才顯得深沉厚重、感天動地。其實, 我們誰敢大言不慚地說自己是 “完美” 的人呢? 自己都不完美, 憑什么以完美要求于自己的愛人呢?愛一個人, 便意味著全身心地、無條件的接受對方的一切,包括他的脆弱、 虛偽、 平庸、 懶惰, 甚至還要忍受婚前不曾發現的對方的種種生活惡習。

隨著戀人步入婚姻殿堂, 成為夫妻, 進入平凡瑣碎的家庭生活, 裹在男女雙方身上的神秘面紗就撩開了, 這時夫妻雙方就能比較清楚的看清彼此的本來面目,尤其是對方身上的缺點。所以,這時雙方的分歧就無可避免,也無需避免。

夫妻怎么來處理這個分歧呢?—— —— —收斂自己張揚的個性, 寬容配偶, 也寬容自己。其實, 無論人生絢爛與否,夫妻間的信任和支持, 尊重和鼓勵, 理解和忠誠都是讓婚姻更加幸福、 事業更加輝煌的基石。成功也罷, 平凡也罷, 重要的不是結果, 而是夫妻共同奮斗、 共同打拼的過程。

有時婚姻中的摩擦并不是很大的沖突, 多半是雞毛蒜皮的事慢慢地累積起來, 而形成導火索的。 夫妻間不妨遵循 “婚前睜大眼,婚后閉上一只眼” 的原則。 婚前看清對方的優點和缺點; 婚后則閉上一只眼, 雞毛蒜皮的事不要去計較, 無傷大雅的習慣不要強求對方去改變。度量要大, 唯有珍惜,感情才能長久!沐浴在愛河中

的人們, 應該多一些寬容。 不是每個人都會碰到自己所愛的人, 愛情有時候是很奢侈的飾品,錯過一次, 或許會錯過一生……

寬容,使兩顆相愛的心既獨立, 又相互補償、 溝通。寬容,是愛情之樹常青的陽光雨露!



[1] 資金來源:重慶三峽學院科研課題:城鄉統籌法治化問題研究,項目編號:2008-sxxyyb-05

[2] 重慶市律師協會三峽庫區農民工維權中心:《重慶農民工權益保護研究調查報告》,20093月。

[3] 周斌:《農民工維權行動的路徑分析》,《學術交流》,200901期,第131頁。

[4]王維、宮明輝:《遼寧農民工維權工作面臨的問題與對策》,《理論界》,200905期,第56頁。

[5] 柯鍵:《解農民工維權之困》,《中國勞動保障》,200802期,第44頁。

[6] 王宏宇:《云南農民工維權問題探析》,《產業與科技論壇》,200802期,第74頁。

[7] 教育部社會科學研究與思想政治工作司組編:《法律基礎》,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72006重印)。

* 汪演元,西南政法大學法社會與法人類學研究中心研究人員。

* 彭麗云,廣東文藝職業學院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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